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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迷信仪器检测
http://www.zgkw.cn    主编:刘振华 陈晓红 章节作者:陈晓红 刘振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检查诊断仪器如X线、心电图、脑电图、超声、CT、磁共振等不断涌现,并在临床工作中广泛应用;加之各种检测方法的日益精密化,既可以显示疾病变化的形态特征,又可以提供疾病变化的定量指标,这些都为医生深入地了解疾病的本质,获得早期的正确诊断提供了更为有用的客观资料。因为运用这些现代化的检查仪器和检测方法,可以弥补医生感官的局限性,使得通常用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现象或分辨不清的病变,能够清楚地展现在医生眼前,从而大大地丰富和增强了医生的认识能力。但是,在运用检查仪器和检测方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仪器和检测方法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决不能代替一切,不能片面地夸大仪器和检测方法的作用,更不能迷信仪器和检测方法。目前临床上已出现了一种过分依赖仪器和检测方法的趋势,而且现代化的仪器和检测方法越多,这种迷信就似乎越加明显。这也是产生误诊的思维原因之一。

 

    应当认识到,任何现代化的仪器和现代化的检测方法,都只是医生观察器官的延伸,它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大脑的思维。各种仪器和检测方法所得出的结果都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具有同样功能的仪器或检测方法,它所得出的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因为它受制于操作者的技术状况和操作方法,以及试剂的纯度、样本采取的时间及病人个体特点等因素的影响,检查者的知识、理论水平、思维方法和所遵循的检验标准也会直接影响所得的结果。

 

    其次,各种影像检查如X线、超声、CT等所提供的,是机体组织器官特定时间内变化的间接形态特征,而不同的病理现象在形态方面可能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如X线下的肺癌、结核球及其他炎性包块,在形态上就有许多相似之处;8型超声对肝内胆管结石的诊断率约80%,对总胆管结石的诊断率仅60%左右。因此,医生在面对各种检查结果时,还必需凭借有关的理论、经验,并结合病史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与疾病实际相符的结论。对各种实验室的理化检查结果也是如此,虽然这些检测方法能够提供不少客观的定量指标,但是有些化验项目的结果并不是专一的,而是许多疾病的共同征象。就拿血清谷丙转氨酶的活性来说,在肝炎、心肌炎、心肌梗塞、胰腺炎、胆道疾病等情况下,都可以表现为活性升高。因此,面对着异常的化验结果,医生仍需要根据不同的病史、症状、体征进行全面分析,这样方能获得正确的诊断;如果仅凭一两项检查结果即贸然定论,就难免要发生误诊。

 

    另外,任何辅助检查的结果都有一定数量的假阳性与假阴性,这是仪器本身功能的限制、病变的性质及其范围、检查的时机和病人个体的差异等因素所决定的。如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检查结果大多数是阳性,但在某些胆管细胞型肝癌患者却可以出现阴性结果。病理检查的结果通常被看作是最准确的,甚至被称为临床诊断的法官,但是它同样受到取材部位、取材时曾否挤压及挤压的程度、病灶的大小、病理科医生的技术水平和诊断标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一个病人病理切片,在不同的时间或由不同的医生观察,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诊断结论。例如有人报告1例上颌窦纤维肉瘤患者,在1年之内曾先后在4家县级以上医院就诊,先后7次作病理检查,但是结果各异,7次诊断结果分别为:(1)右上颌窦先天性囊肿;(2)肉芽瘢痕组织,伴有坏死与化脓;(3)慢性炎症改变;(4)慢性炎症、坏死肉芽组织;(5)炎性假瘤;(6)复发性纤维瘤伴有恶变及溃疡形成;(7)纤维肉瘤伴慢性炎症。由此可见,细胞学检查的结果也不是绝对的。

 

    临床上有不少病人,虽然应用了多种辅助检查,但仍然发生了误诊。如一病人因右上腹包块压痛明显就诊,开始作肝超声检查,提示肝癌波形;后因甲胎蛋白检查结果阴性,局部又出现波动感,乃行肝穿刺,并抽出了脓液;脓液经细菌培养,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于是修改原肝癌的诊断,诊断为肝脓肿;按肝脓肿的诊断进行抗感染治疗,效果不显著,又行手术治疗;手术中发现脓肿并不在肝,而是腹壁深层脓肿。再如一名男性患者,有胃病史10余年,近来疼痛加重,在一家医院连续门诊l7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先后接受了乙状结肠镜、胃肠道造影、纤维胃镜等多种检查,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窦部浅表性胃炎,未见恶性病变。但是在第17次就诊时,患者告诉医生自己在上腹部可以摸到肿块,这时医生才进行腹部触诊检查,最后确诊为胃癌广泛转移。因此,任何仪器和检测手段所提供的结果都不是绝对的,它虽能为医生提供有力的诊断依据,但不能代替医生对病史的调查分析、观察和体检,更不能代替其临床思维。过分地依赖甚至迷信仪器和检测方法的作用,很可能导致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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