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是一把双刃剑。全世界每年死亡的病例中，约25%死于各种药源性疾病。

治病用药，这是人人皆知的。但是，药物是一把双刃剑，合理应用有效而安全的药物，可以治疗和预防疾病，乃至“起死回生”；反之，如果用药失当，如不合理配伍用药、滥用药物等，或者由于某些难以预料难以避免的原因，药物则可给机体带来损害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损害产生的疾病，既我们通常所称的药源性疾病或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疗法是最主要的医疗手段，因此医源性疾病最主要的是指药源性疾病，医学界最早对医源性问题的探讨也是从药物不良反应着手的。

目前，从药源性疾病的发生情况来看，大体上可理解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合理用药导致的，一种是机体个体对药物的超敏感性引起的。前者多是可以避免和减少的；后者则往往是难以预料难以避免的。

可以说大多数的药源性疾病是由于不合理用药引起的。近年，许多专家学者呼吁临床医生要提高对用药的合理性、安全性的认识，减少不合理用药。但是，受对药物的依赖性的影响，或沿袭已久的观念，或受经济利益驱使，药物滥用现象非但没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不少病人自恃“久病成医”，不在医生指导下长期、大量地使用处方用药，导致越来越多的病人成为药源性疾病的受害者。

据WHO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亡的病例中，约25%死于各种药源性疾病。

据WHO和卫生部药物不良反应监察中心报告，我国每年有五千多万人住院，其中至少有250万人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严重反应者不少于50万人，因此死亡者达19.2万人之众。

1997 年8月，某中型医院随机抽查了该院6个科室的240分住院病历，同时访问医生、护士和病人，了解具体用药时间、方法及次数等，结果发现不合理用药现象竟达71.7%。

据有关文献报道，60年代住院病人中药源性疾病的发生率约为10%，70年代上升为10%～20%，80年代竟高达30%！我国某地区1992年调查2000份住院病例，因药源性疾病致死者占医院死亡总人数的11%；也有人对3129份误诊病例进行分析，其中药源性疾病的误诊率占4.05%；蔡长春药师调查，100例药源性疾病病人，被误诊误治的时间为1～12个月，甚至有长达8年之久者。

注射剂的滥用也相当普遍。安徽医科大学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1993年抽查了安徽省4个乡镇卫生院门诊的4341张处方，其中64%的处方为注射用药。

1994年，美国哈佛公共卫生院的一个访问组参观安徽省安庆市的一所乡镇卫生院，看到病房里13位病人，看上去病情都很轻，但有11位病人在输液，其着一位甚至还举着输液瓶在走动，美国教授对此大惑不解：这些病人都生的什么病？为什么都要静脉滴注药物？

近年，从《临床误诊误治》的收稿和刊稿情况看，约20%的稿件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药源性疾病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性之大。当然，与其在这里罗列统计数据，不如让我们来看看不合理应用药物到底能给人体带来什么危害。

翻阅资料，我感到当今最滥用的药物当属抗生素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了。所谓“滥用”，意既不该用的用了，以及用药剂量过大。

如今，抗生素的剂型和品种愈来愈丰富，人们使用抗生素像用维生素片一样随意，甚至把抗生素当做家庭常备的退烧药、感冒药，孩子、老人一感冒发烧，也不到医院做检查，就上抗生素，而且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动辄就上昂贵的二、三线抗生素。我曾见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普通的上感，竟要静滴菌必治、复达欣。滥用抗生素的结果，一是出现过敏反应、中毒反应，二是使细菌的耐药菌株增多，增加抗感染治疗的困难。

95年8月至12月的短短4个月内，在浙江某乡镇医院，就发生了医生滥用丁胺卡那霉素造成4例病人呼吸心跳骤停的严重后果。1位9岁男孩，因咳嗽、气急2天，乡村医生将丁胺卡那霉素0.6克（成人每日常规剂量为0.4克）、地塞米松5毫克加入葡萄糖液中，在家中给病人静滴，输液过程中病儿出现烦躁不安、气促胸闷面色发绀，因没有医务人员在场，未行任何处理，病儿于输液结束后两小时死亡。另3位成年病人，一位因胆囊炎、两位因急性胃肠炎静滴丁胺卡那霉素，且所用剂量都超过0.4克，均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呼吸心跳骤停，2例抢救复苏成功，1例死亡。4位病人在病程中都没有发热、血象升高等全身感染依据，不在抗生素应用指征之列，医生就盲目超剂量应用给药，酿成悲剧。

一些临床医生还有这样的错误认识，认为抗生素类药物安全系数大，加大剂量、联合应用，可以提高疗效，于是抗生素的使用剂量和浓度日趋加大。某医院一位心肌炎住院病人，医嘱为青霉素G钠800万单位加入生理盐水100毫升中一日二次静滴。而在输液过程中，护士为图省事，竟将两组抗生素连续输完，等于在两个多小时内连续输入了1600万单位的青霉素。用药后1小时，病人即出现四肢抽搐、意识不清、高热等症状，诊断为青霉素脑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社会人群中，有一部分人对药物极为敏感，往往接受小剂量某种药物后，就会发生卒不及救的不良反应。

近年来，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半合成青霉素在临床上的应用得很普遍，一般人认为这些药物副作用小，产生过敏反应的几率小。但实际上这些抗生素导致不良反应的报道增多倾向。有人报道6例肾功能衰竭行血透治疗病人，由于药物在肾脏排泄减慢，药物在体内蓄积，应用氨苄青霉素和先锋霉素Ⅴ导致继发性癫痫；也有静脉滴注先锋霉素Ⅴ（头孢唑琳钠）发生过敏性休克甚至猝死的报道，一位62岁女病人，因慢性支气管炎急性感染入院，先用红霉素治疗，6天后改用头孢唑琳钠静滴，当静脉穿刺成功，药物滴入五六滴时，病人突然颜面、口唇发绀，呼吸困难，立即拔除液体，但病人旋即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有人统计该院1990年～1996年应用氨苄青霉素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416例，其中有98例病人在用药3天以后或停药1周以后，发生迟发性过敏性皮疹；一位5岁女童，行先心病瓣膜置换术后，在常规应用华法林抗凝的同时，用头孢唑亏钠抗感染，导致凝血功能障碍，至第15天时突然出现大量血便，险及生命。这些不良反应，主要是过敏反应。

不仅抗生素，很多临床用药都可能导致过敏反应，严重的过敏性休克往往发生突然，猝不及救，造成猝死。李小平等医师所进行的调研中，单独就药物过敏与猝死做了总结，她们统计建国以后医学文献中报道的关于药物过敏导致病人24小时内死亡的病例达193例，致敏药物多达65种，而临床实际发生的案例可能远远大于这个数值。调查发现，在致敏药物中，有52种是药典未注明需做过敏试验的，有74%的病人发生在首次用该药的过程中；其中有15例发生在过敏试验中，有15例做过敏试验阴性而用药过程中发生过敏性休克，有15例系应做过敏试验而未做（此均发生在乡镇医院），有11例在无用药指征的情况下盲目用药导致严重后果，另外有12例在过敏反应发生后，医生重视不够或抢救不力，导致猝死。该组致敏药物中，注射用药占87.58%，口服用药占11.9%，外用药占0.52%，由此可看出，各种给药途径都可能过敏反应，这一点，临床医师要有足够认识，病人及家属也要有所了解，避免滥用药、不合理用药。在分析193例死亡原因时，作者得出的数据是，7.7%的猝死是违反规章制度造成的，1.97%是过敏反应发生后抢救不得力引起的，而90%以上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意外，与病人的高敏体质有关。可以说，人类的这类速发性超敏反应是难以避免的医源性疾病，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是不随医生的意志而转移的。如此前我们曾谈到的安痛定过敏致死一例及甲状腺手术后病人青霉素皮试致死一例，病人均在接受药物后数分钟内死亡，既属于速发性超敏反应。

在社会人群中，有一部分人对药物极为敏感，往往接受小剂量某种药物后，就会发生卒不及救的不良反应。一例乳癌IV期病人，行FAD方案化疗一周期后白细胞持续下降，因感染性休克、DIC死亡。病人家属提出经济索赔，医院就此向省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鉴定委认为“病人化疗后出现严重骨髓抑制时，医院未能及时和持续采取有力的升白细胞及抗感染措施，死亡与白细胞过低、感染有直接关系。”鉴定结论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医院却认为该病人死亡不仅与医疗缺陷有关，更与病人对化疗药物的过度敏感、免疫力特低的自身因素有关。因其化疗周期短，用药剂量较常人略小，且抗感染方面一直在使用三线抗生素，故死亡不能简单归结为白细胞过低所致感染。实际工作中很难作到完全避免。

恶性肿瘤病人行药物化疗，都要产生一定的毒副反应。WHO1979年列出了化疗药物对人体各系统的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并将其分为0～Ⅳ级。发生在血液系统的毒性反应有全血细胞降低、出血；胃肠道主要为恶心、呕吐、腹泻及血清中各种酶类异常；在泌尿系统表现为肾功能损害（血清尿素氮、肌酐升高）、蛋白尿、血尿；在呼吸系统表现为发热、支气管痉挛（哮喘）；皮肤反应为脱发、皮肤感染；心脏毒性反应为心律失常、心功能不足、心包炎等；神经系统改变为意识障碍、周围神经感觉异常（麻木或痛觉异常敏感）及疼痛；此外，还有第二癌出现，如化疗药物所致的白血病。据文献报导，在美国因化疗毒性反应所致并发症而死亡者占化疗病人的3%～10%。由此可看出，肿瘤病人要接受化疗必须要经受多么大的痛苦。

首次用药，忽然停药，竟然可能危及生命。首剂综合征、停药综合征这些听来陌生的疾病，属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药源性疾病。

首剂综合征的提出，是缘于80年代初期美国的Colucci医生报告在使用哌唑嗪治疗高血压时，病人常在首次用药后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和晕厥，故称之为“首剂现象”。后来，医生们对这种“首剂现象”加深了认识，并由此提出了“首剂综合征”这个统一的概念，认为首剂综合征是指病人第一次使用某种正常剂量的治疗药物后大约20分钟至4小时之间迅速出现的、能引起意外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血压下降、心率减慢、心脏停搏等一系列心血管严重抑制的病理生理改变，部分病人可同时伴有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等。目前已报道的可能发生首剂综合征的药物有心得安、心痛定、卡托普利、硝酸甘油，以及抗高血压药物中的肼苯哒嗪、长压定、硝普钠等，精神病病人初次使用氯氮平后也可发生急性呼吸循环危象。目前认为，首剂综合征的发生原因可归结为一种药物过度干预现象，这种过度多数并非医生用药过量，而与病人对某种药物的极度敏感有关。某些具有协调或加强作用的药物虽然单一的剂量不大，但同时服用回增强药效，老年病人或主要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对药物的耐受性亦差，所以发生此症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因此，对这类病人，要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讲究个体化用药原则，可以减少此症的发生率。

所谓停药综合征，是指某一种药物长期持续地使用时，因突然停药而出现的一组特殊症候群。这也往往是出乎医生意料之外的。主要表现为原疾病的症状加重甚至恶化，或伴有相应脏器继发病变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这种突停反应也可以发生在药物减量过程中，依据其程度的轻重，医学家们又把它分别称为药物依赖、反跳、戒断和危象，其中最严重者当推危象，除有一系列停药症状外，往往伴有急性脏器功能衰竭，甚至会危及生命。目前已证实有多种药物在长期应用后骤停可发生停药综合征，李小平医生曾总结综述了四类临床常用的心血管药物的停药综合征，它们是B-受体阻滞剂、钙通道拮抗剂、硝酸甘油、可乐宁。

B-受体阻滞剂的代表药物为心得安。1969年有人用心得安和安慰剂做双盲交叉试验时，当用心得安的病人换用安慰剂后0.5～14天，有5%的病人病情突然恶化，出现震颤、烦躁、心动过速、心律失常或严重而频繁的心绞痛发作，甚至引起心肌梗死、猝死，故由此提出B-受体阻滞剂停药综合征。70年代末，我国开始有此征的报道。此征的发生与用药剂量有一定关系，一般每日用药80～400毫克，均有可能发生。从用药时间看，最短7天，最长6年。用药时间长且效果好的病人突然停药发生此征的机会相对较多，多发生在停药后1～2周内，也有个别发生在停药后半天或减量期间。从个体差异来看，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甲亢及老年人、有多种脏器病变或功能不全的病人，发生率相对较高。

钙通道拮抗剂的代表药物有地尔硫卓、异博定、硝苯地平（心痛定）等。1982年Subranuan医生报道5例病人在突然停用钙通道阻滞剂后出现了心绞痛发作次数增加，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钙通道阻滞剂停药综合征，以后又有多位学者报道了具体案例，表现为心绞痛发作增加、血压急剧升高等，心功能不全者还会发生急性心力衰竭。症状可在很短时间或数天之内出现，长期服药者有时一次漏服就可能导致心肌缺血症状加重，重新服药后，数小时即可缓解。

硝酸甘油是临床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常用药物。1982年张志文医生观察了95人次静脉滴注硝酸甘油治疗心绞痛的病人，停药后1～4天内34.85的病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停药症状，如心绞痛加重、心电图有改变、心肌梗死等，1例在停药4天后因心室颤动猝死。由此提出硝酸甘油也存在停药综合征。在此前曾有报道制造三硝酸甘油酯工厂的工人，在周末周日期间有发生心绞痛、急性心梗甚至猝死者。在认识到这种现象后，临床医生们已逐渐采用小剂量、短疗程的硝酸甘油注射疗法，并在停止输液后加用口服硝酸酯类药物。

可乐宁系中枢性降压药，长期应用后突然停药会使血压反跳，甚至发生高血压危象，还常伴有心动过速、心律失常、头痛、恶心、出汗及焦虑等表现。

综上所述，停药综合征的发生与个体差异和医生对病人整体情况的综合诊治能力等因素有关，如果在正确的医嘱下用药，其发生率是很低的。对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的心血管病病人，一定不可私自停药，需要停药时，应同时服用其他相同作用的药物，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量，重症病人最好在医院内停药，以保证安全。停药综合征的治疗，仅此一条：即刻重新用药！

人类对各种药物不良反应的认识，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提高的。

浏览当前的临床医学杂志，可发现很多有关药物不良反应的报道，正是这些报道，才使人们逐渐加深对各种药物不同的不良反应的认识。比如巯甲丙脯酸（商品名为卡托普利），自1981年试用于临床至今已18年，从当初仅用于高血压并的治疗，已逐步扩大到充血性心力衰竭、缺血性心肌病、甲亢、类风湿性关节炎、肾病综合征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近年来，医生们发现，在服用巯甲丙脯酸的病人中，部分病人出现顽固性的咳嗽，呼吸系统各项检查均阴性，屡用抗感染、抗结核治疗无效，有的病人甚至考虑支气管肺部的肿瘤，停药数天后，顽固性咳嗽自然消失。于是，医生们目前对该药诱发咳嗽的副作用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还有临床常用的止吐药胃复安（又称灭吐灵，药典名为甲氧氯普胺。），长期或大剂量应用后可导致锥体外系反应，可表现为肢体麻木僵硬、阵发性抽搐、张口困难等，有的病人敏感性更高，如小儿病人、过敏体质者，小剂量短期服用后，也可出现不良反应。所以，对有恶心、呕吐症状的病人，不宜擅自服用胃复安。甘露醇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普遍的脱水剂，主要用于降低颅内压，但近年有关其不良反应的报道日趋增多，有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有发生急性肺水肿的，有引起水电解质紊乱的。为此，有人呼吁对老年人和小儿以及心肺、肾脏功能不全的病人，不再使用甘露醇脱水，而以速尿替代。

过去多认为，胃肠道、肝脏、肾脏是药物吸收、转运、代谢与排泄的器官，近些年发现，许多药物对肺脏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于是提出了“药源性肺部疾病”的概念，认为其是一组药物在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由于过敏反应、毒性反应及副作用，引起的肺部病变。阿司匹林、血清制剂、青霉素、链霉素、消炎痛、朴热息痛、磺胺类药等几十种药物可能导致肺部的变态反应，发生支气管哮喘、嗜酸粒细胞性肺炎、坏死性或出血性肺炎，苯妥英钠、普鲁卡因酰胺等20余种药物可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样综合征；很多抗肿瘤药、喹偌酮类抗生素呋喃坦丁、抗癫痫药苯妥英钠等，可由于其毒性反应，直接引起肺泡壁损害致弥漫性肺泡炎、肺间质纤维化，表现为咳嗽、发热、呼吸困难、心悸、胸腔积液；减肥药苯丙胺可导致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症；口服避孕药使血液凝固性增高而引起的肺栓塞已得到人们的关注；服用维生素D、钙剂、碱性药物等剂量过大或时间过长，可以发生肺的钙质沉着；长期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发生纵隔脂肪瘤。

至于药物致心脏的毒性反应，也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很多药物主要是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可以导致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甚至抗心律失常药也会致心律失常，有人报道应用抗心律失常药促使原有心律失常加重者占6%～15%，常见于奎尼丁、普鲁卡因酰胺、普罗帕酮等Ⅰ类抗心律失常药，而以胺碘酮、索他洛尔为代表的Ⅲ类抗心律失常药较安全，目前选用抗心律失常药的重点已转向后者。致心律失常的非心脏用药主要有红霉素、苯妥英钠、抗抑郁药等。在分析致心律失常的易患因素时，专家们认为除同心脏功能和原有心律失常类型有关外，还与药物用量不当、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不全有关。也有人对药物所致的房室传导阻滞进行了综述，归纳了若干种常致房室传导阻滞的药物，如抗癫痫药卡马西平，治疗冠心病常用的潘生丁、倍他乐克、消心痛，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治疗消化性溃疡常用的甲氰咪胍，以及三磷酸酰酐（ATP）等。

80年代以来，在血液系统疾病的病名谱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治疗相关性白血病。它是指肿瘤或非肿瘤病人接受化疗或放疗若干年后发生的急性白血病，自然属于医源性疾病之列。引起治疗相关性白血病的药物很多，以烷化剂、免疫抑制剂及其他对骨髓有抑制作用的药物为主，其中又以治疗银屑病（牛皮癣）常用的乙双吗啉为最多，1985年以来国内主要医学杂志报道的治疗相关性白血病共270例，由乙双吗啉引起者竟达231例，占85.5%之多！98年我编发了一篇“小剂量乙双吗啉短期诱发急性白血病”的稿件，一位42岁男病人，因银屑病服用乙双吗啉，每次200毫克，一日三次，半个月后皮疹消退。此后间断不规则服用，半年后，服药总剂量达到16克左右时，出现高热，皮肤出现淤血斑点，鼻出血，入某医院后经骨髓穿刺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入院第4天即因合并颅内出血死亡。这种治疗相关性白血病多发生在用药后3～5年，最长可达20年以上，而且预后较一般白血病为差。上述这例在小剂量用药后短期内即发生不可逆转的急性白血病，实属罕见。乙双吗啉是目前治疗银屑病最常用的药物，实际发生的或即将可能发生的例数远比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许多血液科医生呼吁：禁止使用乙双吗啉治疗银屑病。

此外，很多治疗银屑病、淋病、关节炎的民间偏方中含有轻粉、朱砂、水银，三者都是汞制剂，病人服用含汞的偏方后，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汞中毒症状，如口腔粘膜糜烂、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失眠、头痛、肢体震颤或疼痛、烦躁、幻觉甚至意识障碍，肝肾功能损害，等等。严格地讲，这种汞中毒也属于药源性疾病，而且属于可防范可控制的，只要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医疗市场的规范管理，病人不要轻信偏方秘方，杜绝使用含汞制剂的偏方，这种药源性汞中毒则不会再困扰人们。

病人用药，谁来把关？——临床药师将担任重要角色。

治病的药物可谓五花八门，由此引发的药源性疾病也是形形色色。尽管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药源性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但各种新药层出不穷，在提高治疗效果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新的药源性疾病的隐患。

97年夏季，在泰山的山路上，同《健康报》记者李仁丰走在一起，我从误诊误治杂志编辑的角度，他站在卫生口新闻记者的位置，话题不由地引申到目前临床用药安全性的问题，他所提及的“临床药师”给我以很大启发。此后不久，看到了他所写的新闻述评“病人用药，谁来把关？”文章提供的数据表明，临床用药的不合理性和临床药学人才匮乏的矛盾正困扰着我们：我国不合理用药约占用药者的12%～32%。武汉地区9所医院2000例住院患者用药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药源性死亡占住院死亡者总数的11%。1994年一项全国136家三级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药剂人员仅占全庭院卫生技术人员的5.88%；两年后又一项对全国70家三级综合医院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为5.97%，而国家卫生部要求的三级医院药剂人员的比例为8%。

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医院中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卫生技术人员—临床药师。目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临床药师的学校教育、职能、管理及其相关的配套政策已日臻完善。临床药师们有独立的处方权，积极地介入临床，参与查房、会诊，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为病人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并指导医生用药，成为治疗疾病这一整体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研究人员在纽约阿尔巴尼医疗中心医院发现，临床药师查出并避免了1048起抗生素使用错误处方，占总处方的5%～10%。其中70%可能会产生轻微不良后果，145可能产生严重后果，16%可能置患者于死地。另一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进行的研究成果表明，送到药房的抗生素处方中有6%属于不合理用药。在两年的时间里，临床药师对3041张处方提出了疑问，其中858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31～68起肾脏中毒、13～40起听力损害、66起抗生素过敏事故。然而在我国，临床药师的设置仅仅处在萌芽阶段，目前只有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开设了临床药师专业，截至1997年，仅培养了4期70余名专业人才，而仅仅在“三甲”综合性医院中按每家5名计算，全国就需要4000多名临床药师。即便全国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培养临床药师，也难以在短期内满足全国几万所医院的需求。所以惟一的出路，只能有计划地实施现有临床药学人员的职能转换，由药剂师向临床药师过渡。

尽管临床药师的普及，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但无疑给提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带来一丝曙光。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大量报道，在我国更多的不合理用药现象来自基层医疗单位，临床药师的普及面不可能达到乡镇一级及基层卫生所一级的医院，这是忧虑之一。同时随着我国医疗机构机能的转换和医疗保健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非处方药将步入家庭，据1998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二此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患病率分别较5年前上涨了6.8%～7.4%，而在城市中，应去医院就诊的病人中有50%未去就诊，说明越来越多的病人习惯在家中自我用药，也在一定程度说明公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意识在增强。从另一方面讲，这无疑会增加药源性疾病的发生概率，病人盲目自我用药的现象可以说相当普遍。一次，我在朋友家中的茶几上看到一盒“强痛定”片，便问谁服此药，朋友答其近期牙痛，在服强痛定。我颇感讶异，强痛定虽非吗啡类止痛剂，但也有一定成瘾性，临床上属于限制类药品的，区区牙痛岂能将强痛定当普通去痛片来服用呢。还有一位72岁老人，因发现尿中多泡沫而自疑患糖尿病，自行购买了降糖药D860，按说明书要求，每餐前服用2片，第2天午后即出现低血糖昏迷，险些丧失性命。另有一位糊涂的母亲，将家中储存过久已发黄的小儿复方阿司匹林（APC）片，给感冒发热的3岁女儿服用，仅仅1片，3天后孩子既出现了中度神经性耳聋，虽及时到医院行高压氧、营养神经等治疗，听力始终未恢复，可谓“一失足成一生悔”矣。

因此，合理用药，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减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各种药源性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