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权威是高扬于时代之巅的精神大纛，而不是荫庇在权杖之下的文化附庸。超功利性的文化追求，无所羁绊的自由选择，是编辑权威得以确立的根本保证，也是编辑权威的象征。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亦非五色皆盲。在俗世的扰攘纷争中看出了生活的真谛，在现实的困厄挤压中找到了生命的灵性，这就赋予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编辑权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人类文化的发展，就像那奔腾的河流，时而舒缓，时而湍急，时而清澈见底，时而混浊迷蒙。当它处在有序、和谐状态时，就呈现出一段明丽、秀美，此时的它宁静、安详，从容不迫地沿着既定的航道缓缓而行；而当它处在无序、混沌状态时，就呈现出一段恣肆、暴戾，此时的它突然挣脱了河道，四处漫溢，无遮无拦，瞬间与永恒模糊了，主流与支流消失了，灵魂分裂成两瓣儿，信念被抛到了空中，变成了一团飘浮不定的云。混沌呼唤明澈，无序呼唤重组。迷蒙混沌的文化，迫切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的力量，就没有新文化的诞生。开辟新的文化航道，不仅需要气度非凡博大精深的文化巨擘，而且需要勇毅精进聪慧睿智的编辑，而这两者又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权威。

任何文化系统，都具有自身固有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文化的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作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要形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在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基础上得以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以综合、天人合一为特征，重感知而轻理性。因此，在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极大的不均衡，即艺术思维远胜于科学思辨。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但同时，我们在科学领域，却没有建立起具有完备体系的科学理论。这就难怪会出现那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它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分析性和系统性。分析性即是要把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的一极来研究；系统性即是要透过现象总结出规律性。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没有能够把自然作为独立的一极，对现象的描述总是停留在经验层次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发明勾股弦定理，却不能演绎出欧氏几何学；为什么我们能够把圆周率π计算到无以伦比的精度，却不能建构起现代数学体系。美国学者席文(N·Sivin)指出：“公元1300年左右，中国的数理天文学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而即使在此时，在预报的准确性上，它还远不及托勒密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掌握的一般水平。”怀德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这样评价：“从文化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科学毕竟是微渺的。”可以说，科学的“微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缺陷。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对立，西方文化以分析、天人相分为特征，重理性而轻感知。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强调人生存于天地之间，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人应当与天和谐相处。而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对立与斗争，这便直接导致了科学精神的产生。然而，西方文化由于过分强调个体意志和利益，因此，导致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征服欲极强的侵略行径亦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比较中西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以自身固有的矛盾为发展动因的。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开始逐渐接受做为西方舶来品的科学与民主，而近代西方文化也开始逐渐理解并吸纳中国文化的和谐与同一。

但是，文化的交融往往并不是心平气和礼让谦恭的。相反，它总是表现为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因而使文化呈现出混沌状态。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混沌状态是不可避免的。混沌，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

编辑的权威性就表现为能够深刻认识文化系统的内在矛盾，爬梳千丝万缕的文化血脉，总体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从而通过选择，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与西方文化发生最严重的冲突与碰撞。这种冲突是全方位的，涵盖了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将向何处去等重要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展了空前激烈的争论，流派纷呈，思潮迭起。此时的编辑，其权威性表现为他始终处在文化冲突的焦点上，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推出论战的精彩之作。而那些游离于文化冲突之外，回避现实中最敏感的问题，以赏玩风花雪月为乐事，在时代的避风港营造自己的精神窠臼的编辑，是无权威可言的。

走向21世纪，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文化将面临更为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因仍将是科学、民主与蒙昧、野蛮的矛盾。科学、民主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以科学、民主为基本精神的新文化体系的建立，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正视自身的痼疾，勇于接受异质文化的挑战。在中国新文化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编辑的权威性将表现为时刻关注文化冲突的焦点，努力弘扬科学、民主精神、坚决摒弃那些与时代进步潮流不符、视民族文化痼疾为国粹的文字垃圾，果敢地推出充溢着时代精神、富有创造价值和挑战性的文化佳品。毫无疑问，编辑的这种权威性是要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得以确立的，它必然要经受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具有权威性的编辑，总是能够营造出独特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氛围。编辑工作的实质就是通过选择、导向来营造某种文化氛围。社会是复杂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多样的。因此，文化氛围也就各不相同——轻松闲逸的，严肃冷峻的，温馨柔婉的，热烈活泼的，低俗浅显的，高雅深沉的，含蓄恬淡的，壮怀激烈的，保守僵化的，开放进取的……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个代表文化主导方向的文化氛围，它集中反映了该时代最前沿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学术流派、道德观念，它凝结了该时代最具才华的代表人物的理想和智慧，这样的文化氛围总是蕴藉着变革与突破。“五四”时期，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而展开的文化论战，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氛围，它集中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梁启超、梁漱溟、蔡元培、胡适、冯友兰、张君劢、杜亚泉、郭沫若等一大批站在时代前沿、具有极高智慧的文化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代表了那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分析这一文化氛围的形成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编辑权威正是在营造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文化氛围中得以确立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大批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文化刊物不仅向世人昭示着文化名人的声望，而且向世人显示着编辑的权威!

权威是客体对主体价值的认同。编辑权威是社会对其文化人格的认同。文化人格是人的文化素养与性格的有机组合。具有极高权威性的编辑，必定具有极深的文化素养和坚毅的性格。对权威编辑而言，文化素养并不一般地体现为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解与掌握，而是体现为他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敏锐的感觉和积极参与的热忱。那种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对文化发展中最敏感的问题反应迟钝甚至麻木不仁的编辑，是不会确立自己的文化权威的。权威袒露着编辑的个性。没有个性的编辑，就不会有权威。在文化发展史上，进步期刊被查禁，编辑遭受打击而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血荐轩辕的事例不胜枚举。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国的陈独秀、邹韬奋，都是以那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性格铸造他们的权威形象的。编辑的权威性愈高，其文化人格便愈完善。反之，编辑权威的微渺，也反映出其文化人格的缺陷。因此编辑权威的确立有赖于自身文化人格的完善。内圣外王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追求的人格理想。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使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即他们虽然可以在畸型的文化环境下，构筑起一个美好华丽的精神窠臼，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因而便产生了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即从痛苦的现实中归避到书斋后，痛苦便得到了化解，便产生了灿烂的诗文——那是痛苦孕育出的文明之花。当今的中国编辑所要寻求的是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和谐统一，他们仍将构筑自己的精神窠臼，但那不是对现实世界无所作为的归避；他们仍将吟唱抑扬顿挫的诗文，但那不是惆怅无奈聊以自慰的叹息。他们要把自己的观念变成一种强韧的张力作用于现实世界，让现实世界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承认他们的权威。

编辑权威是高扬于时代之巅的精神大纛，而不是荫庇在权杖之下的文化附庸。超功利性的文化追求，无所羁绊的自由选择，是编辑权威得以确立的根本保证，也是编辑权威的象征。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亦非五色皆盲。在俗世的扰攘纷争中看出了生活的真谛，在现实的困厄挤压中找到了生命的灵性，这就赋予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编辑权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置身于湍急的文化漩涡之中，立足于陡峭的时代峰巅之上，从容不迫梳理文化脉络，壮怀激烈指点时代风云，继传统、造现代、启未来，学贯中西、兼容并蓄，胸中沟壑、笔底风雷——编辑权威就这样在文化的暴风雨中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