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编辑精神是一个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开放系统，它既具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性，又具有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兼容性。它与物质世界相和谐，又绝无世俗化；它追求超凡脱俗，又毫无宗教性。在与物质世界的融合中，它变得丰富；在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中，它又变得强韧。 编辑是时代的神经。编辑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折光。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编辑这一社会群体，试图对它的精神脉络做一番梳理时，不能不对它所赖以形成的时代精神加以审视，换言之，只有将编辑精神置于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才有可能探到编辑精神的精髓，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不得要领，误入迷津。
让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稍微开阔一点。从鸦片战争算起，我们的国门被打开过两次。一次是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在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紧要关头，我们来不及对中西文明做一番从容的比较，也不可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中西文明的交流被血污所阻断。面对侵略者的屠刀，我们只能浴血沙场，反击侵略。我们的国门又一次洞开，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与前一次不同，这次打开国门，是在主动、开放的精神指导下，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的。没有硝烟，没有炮火，生存环境是和平的。我们得以较为从容地对中西文明进行理性的分析比较，对自身文明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当今世界，文化的两极对立正在消解，而代之以多元文化共存。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无可避免。文化交流是先进与落后、优质与劣质的碰撞、竞争。我们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先进的同时，不能不对其精神文明加以探究，不能不对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重新加以审视。在批判他人的同时也批判自己，在承认自己的同时也承认他人。吸收与借鉴、继承与发展，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我们终于意识到，在这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上，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必然要导致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文化，勇敢地接受异质文化的挑战，不断地吸收借鉴异质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我们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终于意识到，当我们在“文革”中酣战，而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时，世界经济大潮却在我们的身边汹涌而过！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拉开了二三十年！如梦初醒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改造与重组，否则将无法适应多元化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文化挑战。我们将肩负起振兴民族文化的沉重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冷静、理性地审视自身的文化价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为重建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做出努力，也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我们的编辑精神便由此而出。
提出编辑精神这一命题，实质上是对编辑生存状态的观照。在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体、物质与精神、金钱与良知、依附与独立的冲突中，编辑的人格意识、主体意识正在逐步得以确立，它使编辑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编辑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社会群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传播人类文化的伟大事业中，编辑群体将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人格意识、主体意识是当今中国编辑精神的主旋律，在这一主旋律下，中国编辑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派奇异瑰丽、生机勃勃的景观。这里，不再有为人做嫁的自嘲，也不再有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感叹。这里，有的是对个体生命的自信，有的是驾驭人类文明的豪情。
编辑人格意识、主体意识的确立，源于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思。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编辑曾长期失落了人格意识、主体意识。这使得编辑总是处于工具的地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职业的依附性、隐匿性变成了生命个体的趋附、湮没。编辑的精神空间是狭窄、逼仄的，而他所营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僵化呆滞缺乏活力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以无可阻挡的力量，对大一统的文化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直接结果便是编辑人格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群体意识是与大一统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而个体意识则是与多元化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文化模式是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产物，而多元化的文化模式则是开放、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产物。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文化的大一统模式也必然要向文化的多元化模式转化，即人格模式也最终要由群体性而变为个体性。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人格群体性并非是由必要的劳动纪律所构成的社会集体性，而是那种以泯灭个人价值、牺牲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违背人性的虚假的群体性。这种群体性只要求人的服从与义务，而不承认个人意志的存在。同样，我们也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谓的人格个性化，并非是与社会利益相对立、相冲突的个人主义，而是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生命活力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要求个体服从集体，但是不承认对个体意志的扭曲，不承认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压抑。
于是，在文化模式由大一统向多元化的转换中，便有了个人的价值、尊严、权利，便有了个人的思想、意志、精神。文化模式的转换，必然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编辑人格意识、主体意识的确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胜利果实。
但是，这不仅仅是“意识”。要将这种“意识”变为“现实”，即真正达到编辑人格独立和主体地位的确立，还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编辑界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围绕着编辑人格独立和主体地位的确定这一主题进行的。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编辑学的创建中，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广大编辑同仁却毫不退缩，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显然，他们已经不再把编辑学的研讨作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活动，而是要藉着它来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编辑学的研讨中，我们有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与一些富有人学意蕴的概念，如编辑人格、编辑形象、编辑价值等联系起来的原因。广大编辑同仁需要通过建立编辑学来建立自己的学术支点，也需要凭藉这一学术支点来证实自身的存在。
在文化由大一统模式向多元化模式的转换中，编辑的精神空间大大拓宽了。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他人做嫁，而试图充当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为自己寻找新的生命坐标。为此，他们大力开发和拓展自己的职业功能，使自己在为他人做嫁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建设的设计师、策划者。这便使编辑的精神境界具有了超越意义。显然，作为文化设计师、策划者的编辑，其精神负荷是沉重的。若仅以编辑职业作为赖以谋生的手段的话，那么编辑是大可不必为自己加载的。然而，从人格意识和主体意识出发，编辑必然要为自己设定这一新的角色。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尤需指出的是，当今中国编辑在为自己设定新的社会角色时，始终是将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相连、和谐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这便使编辑做为文化设计师、策划者的社会角色具有了合理性和生命力。
编辑的人格独立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编辑人格的缺陷和主体地位的失落，是社会畸型、病态的反映。僵化、禁锢的社会文化总是表现为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扭曲。而一旦由于历史所给予的契机，社会需要打破僵化、封闭、禁锢，朝着活泼、开放、宽松的方向发展时，它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性的解放，即人格的独立和主体地位的回归。而编辑，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由于处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前列，对社会的变动更为敏感，对社会文化形态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感受更深，因此，他对社会的进步需要往往能够做出迅速积极的反应。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需要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优秀人物为其中流砥柱。社会进步不仅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也需要伟大的编辑家。尤其是在社会的精神文化处于由落后向先进、由量变向质变转变的关键时期，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编辑就是不可缺少的。社会需要他们，就像混凝土中需要钢筋、交响乐队需要指挥一样。编辑人格的扭曲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对社会文化的进步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人类社会的两极文化对立渐趋消解，文化的多元化、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使世界变得既丰富又呈现出混沌。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经济模式的转化必然要导致精神文化的变动。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思想信念、行为准则正面临严峻挑战。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同步发展的，即较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总是与较高层次的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体现，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前提。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局部看，有时会出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现象，即二者不仅不能够同步发展，而且产生冲突。这种情况往往产生于社会的转型期。在社会的转型期中，真善美与假丑恶、灵与肉、金钱与良知的搏斗往往是最激烈的。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法制仍不健全，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受到猛烈冲击。旧的趋于解体，新的尚未建立，物欲的贪婪与精神的贫困，拜金主义的膨胀与理想信念的迷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我们的精神文化领域开始产生某种程度的无序与混沌。当今的中国编辑不仅要为自己确立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而且要承担使精神文化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混沌走向明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社会责任感是当今中国编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要素。这一精神要素的直接体现便是对国民精神的关怀。这使得编辑又充当起精神医生的角色。他对国民精神中的病态部分投以关切的目光，并施以疗救。在这方面，中国编辑是继承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的。
社会责任感首先要求编辑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编辑是社会中人，同样处于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大浪淘沙般的社会转型期，确有一部分编辑价值观念迷失、道德行为失控，未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终于沦落，被编辑群体所遗弃，成为精神疗救的对象，这实在是很可悲的。
社会责任感将编辑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它规范着编辑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是编辑在价值多元选择中的标尺。无论转型期中的精神文化具有何等的复杂性，但在这一点上，编辑界是取得共识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
尽管社会的转型期使编辑的价值选择具有了多样性，但是精神、文化的血脉却是割不断的。中国编辑精神的根深植于华夏文化之中，无论它表现出何种样式，最终它属于东方，属于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对物欲的鄙视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即所谓“重义轻利”。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讲，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是它对知识分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却具有积极意义。在商潮汹涌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我们的编辑一方面能够用现代的目光、现代的胸怀坦然对待物质文明对世界的改变；而另一方面，他们亦可营造一个超越于物质、经济之上的精神殿堂。这里，没有对物质、经济的鄙视与排斥，有的是对自我精神的爱护与珍藏。“大隐隐于市”。在烦嚣喧闹的市场中，我们的编辑在精神上与物的世界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正是由于有了这一距离，我们的编辑既能欣赏物质世界的五光十色，也能体验精神殿堂的圣洁崇高。
处于世纪之交，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中国编辑，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的内涵是复杂的，它具有某种蒙眬性和未定性。当新世纪的晨曦已经依稀可辨时，我们的编辑同仁胸中无不涌动起一股豪情。他们急于揭开新世纪那神秘的面纱，看看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编辑同仁正在寻找和确定自己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我们终于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我们曾经在历史的迷雾中失去了很多很多，做错了很多很多。而今，历史又给了我们重新做起的机会。我们将带着一颗较之过去清醒得多的头脑，跨入历史的又一道门槛！未来属于我们，信心属于我们！
历史是复杂的、蒙眬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却是简单的、清晰的、可以描述的，这就是：文明总是要战胜野蛮、先进总是要取代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编辑同仁确信，他们所从事的编辑活动是合乎这一终极目标的。这是他们信念的源泉。因此，无论历史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都能拨开面前的雾霭，向着光明奔去。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是以“内圣外王”为文化传统的，然而由于缺少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无力改变现实世界的情况下，便退回内心，通过自省修身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这便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内心极其完美，却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传统的编辑人格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反差，即“内圣”有余，“外王”不足。对此，当今的中国编辑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们力图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和谐统一。“编辑应当是社会活动家”这一形象化的角色要求，便是当今中国编辑“内圣外王”的直接体现，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编辑将对广阔的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如果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编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波翻浪涌，能离得开编辑这只手么？甚至，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当今，物质生产也不时地受到编辑意志的影响。例如，编辑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形象塑造来对其产品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从而促其推销。“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设计，无疑使编辑形象变得更为主体化，使编辑具有了更强的社会辐射力，它是对传统编辑模式的突破与重构，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编辑角色的必然要求。
当今的中国编辑精神是一个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开放系统，它既具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性，又具有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兼容性。它与物质世界相和谐，又绝无世俗化；它追求超凡脱俗，又毫无宗教性。在与物质世界的融合中，它变得丰富；在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中，它又变得强韧。在物质与精神、金钱与良知的盘桓中，中国编辑苦苦地追寻着它们的契合点，执著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走向遥远的彼岸，走向多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