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安，1943年农历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大学本科毕业。中共党员。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已历35年。曾任辽宁日报理论评论部副主任、主任，辽宁日报编委，辽沈晚报执行总编辑；中共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杂志社总编辑，辽宁党刊集团副总编辑。1993年晋升高级编辑。著有《尽言集》、《人生意义的探索》等，编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理论基础》等，另有20余篇论文被评为国家级和省级优秀论文。

格言：编辑工作者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编辑的社会职责问题，无论对于编辑学，还是对于编辑人来说，都是首要的基本问题。故而，国内出版界在建构编辑学理论框架的过程中，一直把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重要的位置。时下，编辑的职业责任感正在经受市场经济大潮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严峻挑战，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任火先生的新作《编辑独语》，是他独立思考和研讨编辑学所获成果的汇集。其中的多篇文章都论及编辑职责问题，《编辑神圣论》则更是一篇专题论述编辑职责问题的力作。这里顺便提及，所谓“编辑神圣论”，实质是编辑职责神圣论，并非指编辑个人或群体可以凌驾于社会和人们之上，神圣不可侵犯。

一、从新的视角考察编辑的社会职责

    我观《编辑神圣论》，通篇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编辑的人文精神”。“编辑的人文精神”是任火先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按照他在《论编辑的人文精神》一文中的诠释，这个新概念既具有人文精神的一般含义，即它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是对人的理想、价值体系的建构与维系，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理性对待与精神超越；又具有其特殊的含义，即它是对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关注与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建构与维系，是对自身社会职责的自觉与珍重。在《编辑神圣论》中，作者从“编辑的人文精神”这个新视角，全面而深入地考察编辑工作的各主要方面，阐释了编辑职责的四层含义，进而揭示了编辑职责的实质。

编辑职责的第一层含义。从编辑的工作对象的角度来说，编辑的职责是对“人”的“艰难的心灵求索”。按照人文主义研究者的解释，人文精神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共同的东西——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转引自《论编辑的人文精神》，下同)。由此出发，《编辑神圣论》强调编辑要走向人，走近人的世界，走进人的内心世界。作者风趣地把人比喻为“上苍送给地球的礼物”和“上苍掷给宇宙的一道难题”，他说：“走向人，我们是在走向生命的荒原；走向人，我们是在走向心灵的沼泽。那里，有希望也有失落，有贫瘠也有丰硕；那里，有浑浊也有清澈，有痛苦也有欢乐。代表地球接受上帝赠与的礼物，编辑是在接受一份庄严的嘱托；代表宇宙解析上帝拟定的难题，编辑是在掮起一份神圣的职责。”“人是上苍送给地球的礼物”，是讲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相对于一般动物的渺小而言的。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是社会的动物，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人类具有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不断创造着巨大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人是上苍掷给宇宙的一道难题”，是讲人的心灵的高度复杂性。即如作者所说：“这就是人的世界——荒诞愚蠢肮脏丑陋险恶诡谲阴暗伪善枯燥平淡狭隘冷漠自私卑琐浑浊脆弱懒惰怯弱麻木盲从滑稽；这就是人的世界——智慧高雅善良纯洁崇高热情坦荡真诚理性清澈仁爱宽广朴实坚强勤劳勇敢温馨健康昂扬神奇。不可思议的组合，泾渭分明的交替。”这就是说，人的内心世界里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恶、丑的一面，这两者既相互依存、糅杂交织，又相互斗争，此消彼长，人的心灵就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矛盾统一体。这也就是说，人的内心世界既有伟大的一面，又有渺小的一面。即为作者在《编辑境界论》中所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对人类的巨大困扰。人类的渺小在于无法根除自身的假、恶、丑，它们不仅损害他人，而且损害自己。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渺小的，认识到自己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西方先哲苏格拉底说人“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因而胸中总是荡漾着驱除魔鬼，追求真、善、美的激情。

作者在《编辑质疑论》里表达了同一思想，而且把它同编辑工作联系起来：人类的伟大与崇高就表现在，他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他意识到自己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他不断地完善自己，又不断地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人类创造的诗词、小说、音乐、杂文、随笔等文本，就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图解与剖析。毫无疑问，这些文本无一不经过编辑的审视和加工制作，所以作者说，编辑工作“是对人的心灵的透视，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就一语道破了编辑工作的实质，点明了编辑职责的神圣性。

编辑职责的第二层含义。从编辑的工作内容的角度来说，编辑的职责是“对人类心灵的救赎”，重点是“用理智抚平痛苦”。人文主义研究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精神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它属于对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编辑神圣论》说：“人是痛苦的产物。诞生，是苦难的起点；毁灭，是生命的归宿。一世精明，认不清什么是自我；半生劳作，弄不清什么是财富。在理性的清醒与生存的荒谬中四处奔突，在未来的诱惑与现实的羁绊中碰撞跌仆。”从理论学的意义上说，“痛苦”是“幸福”的对称。“幸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感受到的一种内心满足。“痛苦”则恰恰相反。人们正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但精神生活的充实也是幸福生活不可缺的重要方面。文章的这番话，除去其中宗教教义式的语言色彩(这或许是该文的一个缺点)，意思是说，人们的精神痛苦，来自生存条件不尽如人意，物质生活资料不足，来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乃至冲突，但是，也来自人们并不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能正确地理性地对待生存条件和物质生活。从“编辑的人文精神”出发，引导和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确看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正是编辑的职责所在。

强调“用理智抚平痛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迅速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但人们却又一次陷入精神文化危机的痛苦之中。那里的学者将这种精神文化危机称之为“西方社会病”，并且把它概括为“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和价值的消失，它使得人们普遍产生了生存无意义感。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精神文化危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只不过不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罢了，但不容忽视。作者尖锐地指出：当今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砸烂套在人脖颈上的物质枷锁，把人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恢复自信，找到失落的价值，重新确立人的尊严，使人的生存变得合目的性(详见《论编辑的人文精神》)。

解除人们的精神痛苦是编辑工作的重点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人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多种多样，错综复杂，这些都值得编辑关注和思考。故而，文章说：“编辑神圣是对人类心灵的救赎。(准确地说是救助，“救赎”毕竟带有宗教原罪说的印记。)让冷漠化作热情，让惶惑化作执著。让卑琐化作崇高，让迷惘化作醒悟。让热血沸腾的冲动不再盲目，让粗砺枯燥的心田不再荒芜。为动摇中的自信送去坚定，为挣扎中的自由解除禁锢。为迷途者点燃指路的明灯，为失恋者寻找真情的归宿。把阴郁、悲伤、失望转换成明朗、欢乐、得意，把沮丧、彷徨、糊涂转换成昂奋、果决、清楚。把希望寄予美妙韶华，把温馨送给百年孤独。用真诚焐热冰冷，用激情唤醒麻木。用慈爱消解仇恨，用理解抚平痛苦。”

编辑职责的第三层含义。从编辑的工作任务的角度来说，编辑的职责是“用心灵的真诚创造文化”。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系与维护，是通过建构一个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超越的世界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的。编辑的人文精神不仅是对人的理想、价值体系的建构和维系，而且是对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关注与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建构与维系。《编辑神圣论》所说的“创造文化”，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著书立说，而是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正如作者所说：编辑是文化产品的选择者，始终处于时代进步的最前沿，对人类生活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保持着细微的敏感性。编辑的天赋职责就是要创造最具时代性的、最能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文化氛围。编辑行为将对社会的文化氛围产生直接的、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有时会对人的命运、价值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当代的中国编辑而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就是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形态”，特别是要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详见《论编辑的人文精神》)。这个问题，容后细说。

编辑职责的第四层含义。从编辑工作的社会目标的角度来说，编辑的职责是“用生命的燃烧播撒光明”。文章说“编辑神圣是创造光明”：光明是跌倒后的爬起，光明是昏迷中的苏醒。光明是苦吟多日后刹那间涌出的诗句，光明是沉沦许久后猛然迸发的激情。光明是积年的恩怨在杯酒中顷刻冰释，光明是骤起的狂热在血污中瞬间安静。光明是踏进高堂圣殿(指精神文化的神圣殿堂)时心灵的颤抖，光明是攀登险峰绝壁时意志的坚定。光明是对毁灭的沉思，光明是对生命的热情。……按照人文主义研究者的解释，人文精神是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远追求——的展现，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按照编辑职责第一层含义中的分析，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由真善美和假恶丑交织而成的复杂多变的矛盾统一体。由此推之，所谓“编辑神圣是创造光明”，意思是说，编辑的神圣职责是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张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借以对受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促进人们良知的觉醒(或者说良心的发现)，促进人们的道德水平的提高。正如作者在《编辑境界论》中所说：编辑是人类良知的代表。追求真、善、美，是编辑的天职。真、善、美，是编辑活动的唯一尺度。编辑境界乃是真、善、美的境界。以职业论，向人间传播真、善、美的信息，这是编辑的幸运；以人生论，营造真、善、美的境界，这是编辑的幸福。

人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大张旗鼓地张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深入持久地开展伦理道德教育，促进人们良知的觉醒(或者说良心的发现)，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促进社会良知的觉醒，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者在《名编辑论》一文中指出：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社会的两极。社会就是在这两极的冲突与搏斗中发展的。从总的趋势看，真善美最终是要战胜假恶丑的，正义总是会战胜邪恶的。然而，社会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是波浪式前进的。当真善美处于主导地位，占绝对优势时，社会就风和日丽阳光明媚。而当假恶丑猖獗肆虐，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横行霸道时，社会就凄风苦雨阴霾遍布。名编辑的生命价值正是在与假恶丑做殊死搏斗中得以实现的。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真善美的化身。这里说的是名编辑，是编辑中的佼佼者，其实，我们所有的编辑同仁，都应当是“光明的使者”，“真善美的化身”。

通过以上近乎“直译”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编辑职责的人文含义归结如下：以人(即受众)为对象、为主体，通过选择、传播、积累人类先进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展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张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解除人们的精神痛苦，不断提高人和社会的道德水平。这就是编辑工作的全部内容，这就是编辑职责的丰富内涵。

那么，编辑职责的精神实质又是什么呢?“编辑的人文精神”要义之一，是编辑“对自身社会职责的自觉与珍惜”。编辑职责是“编辑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编辑职责的实质就是对人、即对受众的人文关怀，特别是道德关怀。在我看来，《编辑神圣论》的真谛即在于此。

作者对编辑职责的人文主义见解不仅反映在《编辑神圣论》中，同时也见诸于它的姊妹篇。比如，《论编辑的高峰体验》里说，编辑如何选择、传播和积累文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这是一项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工作。社会需要一部分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能够代表人类良知的人做科学文化的传播与积累工作。这部分人就是编辑。又如，《编辑人格论》里也说：“编辑的社会价值在于促进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提高人类精神文明素质，净化并升华人的心灵和道德情操。”这里所说的“编辑的社会价值”，也就是编辑的社会职责。

运用“编辑的人文精神”，对编辑工作和编辑职责进行人文主义考察，这是任火先生的一次有益的理论探索。这一理论探索给《编辑神圣论》带来一定的理论价值。一是它从一个侧面，即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深化了人们对编辑职责的认识，有助于激化和强化编辑同仁的职业责任感；二是它以“编辑的人文精神”作为认识工具，对编辑职责的考察取得一定的成果，这对于人们考察伦理道德范畴的其他社会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三是它对编辑工作的各主要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这对于构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也有某种参考价值。

既然是理论探索，我们就不能要求它的成果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和偏颇。《编辑神圣论》基于对编辑职责的人文主义考察，强调编辑对人，即对受众的人文关怀，特别是道德关怀，强调开展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这是完全正当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可是，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人即对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恰恰是编辑职责的首要内容和实质。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针对理论界少数同志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不良倾向，严肃地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又一次指出：“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编辑不仅要关心受众的道德状况，更要关心受众的思想政治状况。需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要记住这句至理名言。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西方敌对势力总是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当然，在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是主流，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只是支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显然，单靠“编辑的人文精神”，我们的编辑同仁是不足以应对思想政治领域的复杂局面的，是难以胜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的。我们应当也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体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尽职尽责，才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无比神圣、无尚光荣的称号。对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受众的人文关怀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同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也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将人文关怀渗透其中，编辑工作就会取得更加明显的良好社会效果。

二、强化编辑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理念

《编辑神圣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就是有助于强化编辑同仁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理念，有利于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编辑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理念正在经受商业大潮的猛烈冲击和严峻挑战。美国出版界流行的一种说法——“珀金斯精神死了”，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珀金斯是美国编辑的典范，他曾在19世纪上半叶出版过著名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等人的杰作，他的崇高的职业道德赢得了出版界的广泛赞誉。——笔者注。)诺顿出版社编辑霍华德在其所著《典范在夙昔——珀金斯精神死了吗?》中写道：“以往以绅士的行业出名的出版业已经转变为狗咬狗的世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威风凛凛的珀金斯假如在今天的出版界担任编辑人，还会不会快乐，甚至很成功，因为他的价值观——忠心、诚实、品位、均衡、高标准——并非都适合今天的潮流。这些价值观现在还没有完全从出版界消失，但是代表的意义和过去显然大不相同。”他又说：“今天，美国出版界在两种传统功能间的巨大混乱中拉锯：第一种是经常被拿来大声宣扬高尚的‘文化责任感’，出版业的神圣使命是教诲读者，提升美国阅读大众的文化水准；第二种则是比较不会明讲出来，但是影响力更大的‘商业目的’，想办法让读者掏出钱来买书。能够让一本书同时满足这两个目的的出版商将不知有多快乐。”“珀金斯精神死了”，这种说法既反映了美国编辑人的思想困惑和无奈，也反映了他们的反思和抗争。

在我们这里，这种编辑职业责任感淡化、编辑职业道德行为失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作者这样描绘处于商业大潮之中的编辑的矛盾、惶遽的心态：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编辑仿佛在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和金钱之间已经很难保持距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已失去了往日那份从容不迫，失去了那种精神优越感，他的精神空间突然变得逼仄、狭窄了。在焦躁惶惑之中，稍对自己的灵魂加以审视就会惊异地发现，自己似乎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变成另一个完全陌生的自我(参见《论编辑的人文精神》)。“编辑时刻处于灵与肉的搏斗之中”(《编辑选择论》)。编辑是社会中人，同样处于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大浪淘沙般的社会转型期，确有少数编辑价值观念迷失，道德行为失控，未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终于由“精神医生”沦落为精神疗救的对象，这实在是很可悲的。(详见《当今中国编辑精神缕析》)

编辑的职业责任感，即编辑的社会责任感，是同编辑的职业道德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编辑的社会责任感是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和灵魂，编辑职业道德则是编辑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和重要保证。正如作者所说：社会责任感将编辑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它规范着编辑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是编辑在价值多元选择中的标尺。无论转型期中的精神文化具有何等的复杂性，但在这一点上，编辑界是取得共识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详见《当今中国编辑精神缕析》)。简言之，“社会责任感首先要求编辑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同上)。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编辑的社会责任感需要通过编辑职业道德自律来维系。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塑造编辑公德”的目标设想。他说：“塑造编辑公德，我们是在塑造不朽的魂魄。风雨如磐，编辑公德是不倒的旗帜；长夜难捱，编辑公德是燃烧的烛火。波涌连天，编辑公德是高扬的白帆；冰封雪飘，编辑公德是涌动的温热。编辑公德是对文化原野真诚的关爱，编辑公德是对人类心灵轻柔的抚摩。奉献，是编辑生命永恒的旋律；公德，是编辑精神不朽的雕刻。”(《编辑公德论》)

塑造编辑公德，关键在于要把编辑的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作者认为，中国编辑的传统美德，主要包括心怀天下、厚物载德的社会责任感，重义轻利、为人作嫁的奉献精神和勤勉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是以往编辑的价值取向和人格模式的集中体现。它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与传统的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市场精神，主要包括以功利性追求为主要特征的竞争精神，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人格独立精神和以产品质量为生命的敬业精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的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同样，市场精神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编辑的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之间并无根本冲突，两者可以而且应当结合起来。编辑的市场精神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美德在新的经济形态下的自然延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的传统美德对社会的文化建设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应当发扬光大。但同时，也应当注入新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具有生命力。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的契合点就在市场。是市场经济将这两种精神形态扭结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组合。这一新的价值组合是以市场精神为主导的，它强调生存意义上的竞争观念和以市场为依托的人格独立意识及敬业精神，是对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展。(详见《编辑的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

正确认识“义”与“利”的关系，是“塑造编辑公德”无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编辑的传统道德观念体系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着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安贫乐道，君子固穷，乐于奉献，甘为他人作嫁，已经成为编辑的道德信念，乃至理想人格。举凡编辑楷模，无不具有这种淡泊宁静，不求闻达，鄙薄名利，安之若素的品格。这正是这种义利观的正面社会效应之所在。即使在今天，这种义利观对于我们编辑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义利观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在这里，义的高尚是以利的卑污作为反衬的，似乎只有舍利才能取义，如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义与利也是不可兼而得之的。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是迂腐的，它使人们陷入了思想观念上的又一个误区。在市场经济中，义的含义没有改变，仍然是指道德、信仰、理想、观念等，而利，在这里也不再是与义相对立、冲突的概念。没有义，利将无所施；而没有利，义也无所发展。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市场经济只承认义与利的统一和谐，而不承认义与利的对立冲突。(参见《编辑的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作者的上述分析，就其艺术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需补充一点：“义”和“利”的和谐统一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有效调节，而市场经济本身是无力执行这一社会职能的。“义”和“利”的矛盾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内部不存在以往阶级社会那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三者之间的矛盾仍是客观存在，这就要求人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关于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作者主张编辑在选择、传播、积累人类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用人类先进文化武装自己，在解析别人心灵的同时也解析自己的心灵，在教育别人的同时(甚至是在此之前)也教育自己，一句话，就是要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这一理念像一根红线贯穿于《编辑独语》的许多论文之中。《编辑策划论》说，编辑策划是对人心灵的抚摩。编辑策划，就是弹奏心灵的奏鸣曲，灵与肉的搏击永远是这奏鸣曲的主题。同时又说，编辑策划是在策划自己。一次策划，记录一段艰苦的心路历程；一次策划，镌刻一条独特的思想轨迹。策划中，塑造着自身的文化形象；策划中，构筑着自己的价值体系。《编辑质疑论》说，编辑质疑是对人类精神痛苦的咀嚼，是对人心灵的透视，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同时又说，编辑质疑是追求一种对应——生命激情与文化灵性的对应；编辑质疑的精髓是理性，高擎着理性的火炬，我们只有再不会为岁月蹉跎而痛心疾首，再不会为制造愚蠢而羞愧万分，才有资格做人类精神的守护神。《编辑发现论》说，编辑发现是对人的发现。发现一个人，就是发现一颗与众不同的心灵，就是发现一道新的文化景观。同时又说，编辑发现是自我生命价值的延续；编辑发现的是他人，照亮的是自己；一次发现就是一次心灵的淋浴；一次发现就是一次自我价值的迁徙。《编辑选择论》说，编辑选择是时代的选择。时代感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考。同时又说，归根到底，编辑选择是在选择自己，卑微选择卑微，崇高选择崇高。淫邪可以在选择中得以发泄，圣洁可以在选择中得以升华。《编辑创造论》里说，编辑创造就是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就是帮助陷于精神困顿的人寻找并建立新的精神支点。同时又说，创造需要心灵的激情，这种激情源于对时代、对人生、对科学的热切关注；一个对周围变化着的事物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编辑是不会有创造活力的，而失去了创造的活力，编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作者在《编辑神圣论》的结尾满怀豪情地说：“啊，编辑!用生命的燃烧播撒光明，你拥有幸福；用心灵的真诚创造文化，你获得永恒。带着对现实的超越，你迈步崇高；带着对未来的信念，你走向神圣……”这“火一般的热情、诗一般的语言”(高起元先生对任火先生的评语)将激励和鞭策编辑在追求真理、追求文明、追求光明的征途上奋然前行。

关于编辑职业道德修养的目标，作者倡导不断追求一种“无我”的精神境界。他说：无我即是忘我。现实世界充满了“我”。人为“我”所累，便给自己的颈项套上了桎梏，形骸显出畸形，心灵也变得扭曲。人愈是为“我”，“我”便愈不自由，愈是变得非我。物欲的满足常常要以牺牲精神为代价，精神生活对物质的依附，使人为物欲所役使，沦为物欲的奴隶。以物欲为动因而生产的所谓精神产品，只是物的标签。功利性追求，只会降低精神产品的品格。纯粹的精神世界是对功利的超越，是对“我”的遗忘与抛弃。编辑境界的无我，是人对精神羁绊的挣脱，是人对物质世界的鸟瞰。他又说，编辑境界是超越的境界，超越是坦然于尘世喧嚣的淡泊安详，是陶醉于神思飞动的物我两忘。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编辑的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编辑的人文精神的要义之一，就是“对自身社会职责的自觉与珍惜”，就是“人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理性对待与精神超越”。编辑的人文精神与物质世界相和谐，又绝无世俗化，它追求超凡脱俗，又毫无宗教色彩。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一段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指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我们党一贯提倡在全党乃至全社会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精神和道德，并且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作者倡导编辑不断追求“无我”的高尚精神境界，这同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这同中国编辑的楷模邹韬奋、叶圣陶、周振甫等的工作实践和道德实践是相吻合的，这同时下盛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则是根本对立的。

我以为，作者对编辑职业道德的阐述是充分的，富有新意的，因而也是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只有一点尚需补充，就是编辑职业道德的规范问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制订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出版工作者必须遵守八项职业道德准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树立精品意识，提高出版质量；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团结协作，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勤俭创业；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准则》既充分体现了中国编辑的传统美德，又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编辑队伍职业道德的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对于规范编辑的职业道德行为，加强编辑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纠正出版行业的不正之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塑造编辑公德”，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发挥“编辑的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

解读《编辑神圣论》，不能不同时也解析它的基本理论依据——“编辑的人文精神”。《编辑神圣论》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个事实本身即表明，“编辑的人文精神”的基调是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的，是健康向上的。通观《编辑独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编辑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正因如此，弘扬“编辑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要体现编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需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编辑的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我以为，《编辑独语》对前者的论述较为充分，对后者的论述则相对薄弱，因而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说明。

实行“编辑的人文精神”，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20年前，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次重要讲话中，针对少数同志抽象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不良倾向，旗帜鲜明地指出：“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不称人道主义。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张弘扬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道精神，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宣扬以人为本，赞美人的力量，讴歌世俗生活，鼓吹个性解放，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最初表现形态。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它的总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人文主义者主张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实质是要求在各个文化领域里，把“人”和人性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人文主义者推崇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无情鞭笞神权政治和神学权威；宣称追求尘世生活的快乐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基督教的原罪说、禁欲主义和来世永生的腐朽说教。人文主义的这些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神学的进步历史意义。但是，作为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抽象的人性论是以所谓共同的人类本性为立论依据的，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它掩盖了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暴露出人文主义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符合人的理性。他们把人道主义从文艺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民主与法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主张理性与科学；反对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宣称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成熟形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使它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新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王国，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乃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他们宣扬“天赋人权”，无非是证明资产阶级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是天然合理的。这同样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政治上的虚伪性和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本质。唯其如此，随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逐步消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逐步失去其进步的历史作用，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说，它也只能充作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西方学者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捉摸不定，面对包括精神危机在内的“西方社会病”找不到出路，因而，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都带有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在20年前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我国理论界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之一。它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予以关心和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为理论基础，这同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之一，这同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更在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是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成员个人和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社会尊重劳动者，尊重他们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为生产剩余价值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同样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决定了它应当也能够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党和国家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则不断把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变为直接现实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经济总量急剧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随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得到较好的实行和发展。党和国家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和国家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确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行“编辑的人文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严厉批判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表现形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同时又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例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关于尊重知识和才能，要求自由地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的思想和观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者关于维护人的尊严，强调个人在社会和自然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和观点，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等等，是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把“人”视为具体的历史的人，社会的人，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在社会和自然界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他们确信：“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的解放，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把自己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方向，这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指明了方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人文主义的研究，“编辑的人文精神”的实行，就没有“根”，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有的人文主义研究者认为，人文精神是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的展现，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和基本属性，主要是社会性的生产劳动。离开了社会性的生产劳动，离开了由此结成的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人就无法生存，就不成其为人。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现实的人性也就随之而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在阶级关系中的地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同，加上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差异，诸如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心理特征等等不同，人们的具体人性也不能不存在种种差异。因此，抽象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把人文精神理解和定义为“人性的展开”，那么这种“人文精神”就会脱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正确轨道，倒退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观念形态的真、善、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也就是说，不是人性中固有的，而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真即真理，是假的对称，属于认识论范围。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真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基本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善是恶的对称，属于伦理学的范围。善恶观念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3页)在阶级社会里，善恶观念具有阶级性，各个阶级都以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道德原则作为行为和评价善恶的标准。在一些社会公共生活中，不同阶级的人们也有某些共同的善恶观念，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美是丑的对称，属于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的科学基础之上。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一方面，外部自然界被“人化”而成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主体的感觉也相应地被“人化”而产生审美感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主体的审美感觉和客观世界的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成果在主体和客体、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表现，它具有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双向进展和双重结构的性质。总之，作为人的社会实践的精神产物，真、善、美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东西。抽象的普通的永恒不变的真、善、美是不存在的，把对这种“真、善、美”的追求说成人的本性，也是非科学的。

对于人的良知、良心，也应作如是观。孟子提出的“良知”、“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能力，这种观点及其所属的“性善说”无疑都是唯心主义的伦理思想。良心是指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是非、善恶和应负的道德责任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自觉意识。它在人们任何一项社会行为的整个过程中，都具有判断、指导和监督的作用，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良心也不是人本性中固有的东西。作为人们内心自觉的道德意识，良心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同时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根据所受教育逐渐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社会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良心所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在阶级社会里，良心具有阶级性，不存在来源于普遍人性的抽象的良心。“编辑的人文精神”，编辑开展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和帮助人们培育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良心，促使人们以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判断是非、善恶，切实履行道德义务，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编辑的人文精神”是对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的关注与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建构与维系。实行“编辑的人文精神”，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实践。作者分析认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文化形态正在发生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形态面临着严重危机，看似稳定的传统文化由于封闭保守僵化禁锢，其内部已开始陈腐，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对立物。当前中国编辑所要做的事情，并非固守传统文化，拒斥现代文明，亦非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精华，将其与现代文化加以整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形态。据我分析，作者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源于西方，后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从广义上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革，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狭义地说，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一种见解，把现代化作为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化的过程的总称，它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人类在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和知识增长的急剧变化，它更重视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借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赞赏的。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多是研究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别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缺少专门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和阐述，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的文化建设则更是不甚了了。我们只能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求得正确的答案。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两者既有互相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一面。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经济方面是如此，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只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才能为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五大相应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正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酝酿到形成的时期，我们党围绕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目标、方针、原则、任务和措施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文化纲领。我们思考和研究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果，循此前进，方能有所收获。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要立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作者分析认为，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法制仍不健全，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受到猛烈冲击。旧的趋于解体，新的尚未建立，物欲的贪婪与精神的贫困，拜金主义的膨胀与理想信念迷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序与混沌状态。(详见《当今中国编辑精神缕析》)编辑身处社会文化最敏感的部位，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尤其是当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不同文化形态发生碰撞和递嬗的时候，编辑关注的目光就会始终投射在社会的道德、伦理、思想、艺术、宗教等领域，此时，编辑的人文精神将集中表现为准确把握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坚决摒弃旧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东西，通过选择、导向来建构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详见《论编辑的人文精神》)这种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分析，比上述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对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分析，要中肯得多，符合实际得多，可惜作者未能把这一思想原则贯彻到底，对他的设想作出稍为详细的说明。

公民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作为两个专门性决议，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依据这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明确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道德规范，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明确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明确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方针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此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还就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应当也只能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求得解决。

作为一名老编辑，当我终于结束在《编辑神圣论》的美妙境界的“精神旅游”，掩卷沉思之际，一种沉甸甸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似乎在直接接受作者的耳提面命——《编辑神圣论》不啻是对编辑职业的高度评价，更是对编辑职业的严格要求。一篇不长的文章居然有这样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和警示作用，又给读者留下这样大的思考空间，这是足以使作者感到欣慰的。因此，我十分感谢任火先生的辛勤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