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玉，男，1943年2月生，黑龙江省肇东市人，编审，军校毕业，学的是通讯专业，曾供职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哈尔滨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喜欢在步行中思考问题。步行加思考，健身又健脑。许多文章题目和提纲，都是在步行中获得灵感完成的。休闲时，还是个地图收集者与研究者，可以面对地图，站着看，几个小时不知疲倦，而且兴致勃勃，饶有趣味；带着问题看，带着时事新闻看，带着历史眼光看，带着未来发展蓝图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看，越看越会看；越看越有趣，越看越生动，越看越有魅力。

格言：我们每一个编辑，应该勇敢而鲜明地喊出这样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的品牌！”

    正在津津有味地上网，突然收到高起元先生寄来的《编辑独语》，作者是任火先生。我随手把此书放置于书架上，待有闲暇之时再翻看一下。可是在看了随书寄来的一封信后，我暂时改变了主意。

高先生在信中写到：“任火的专著出版之后，在编辑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广大编辑同仁认为，这本书思想深邃，语言奇特，大气磅礴，为我们编辑界建造了一座思想殿堂，营造了一道文化景观，构筑了一座精神丰碑，它不仅是编辑界，而且是文化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解读。……对本书的研究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对编辑文化延伸、拓展和超越的过程，是形成新的编辑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有必要约请一批有志于编辑学研究、忠诚编辑事业的同仁共同进行这一工作，我们将把大家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公开出版发行。”高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可谓不低啊！是夸大其辞，是溢美之词，还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我心中没底，还不敢定论。这些年，常把书评当导读，可吊起阅读欲后，找书一看，往往有被骗之感。所以，渐渐对书评产生了防范之心：小心一点，不可轻信。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这是编辑同仁的私人推荐，没有推向市场作广告的意思。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到底怎么样，我要看一看再说。既然是好书，谁不愿意先睹为快呢？

我决定推掉手头上的事，关上电脑，静心阅读。我先看了任火先生自己写的“让生命化作一缕文化阳光”的代序，文前的要点提示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财富也是有限的。不管生命多么短促，也不管他多么贫困，只要能够为这世界留下一缕诗意，留下一种旋律，他就会得到永恒的文化生命，就会成为令人羡慕的、真正的富有者……作为一名编辑，让自己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原野上也留下一行自己的足迹，不好么？”看来，他不计功名，是立志用心血来写这本书了。

我又看了作者写的后记，他说：“先是蒙眬的冲动后是清晰的意念在我心中形成了：为我们的编辑群落建造一座思想殿堂，营造一道文化风景，构筑一座精神丰碑。这些文字，我不写谁写！这件事，我不干谁干！……不要颤抖，不要踌躇！这里需要的是魂上九垓的忘我投入，这里需要的是九死未悔的义无反顾！不要瞻前顾后，不要轻言重负！这里需要的是神思飞扬的挥洒自如，这里需要的是灵性悠然的无拘无束。”看来，他写此书志存高远，抱有大无畏的精神，是要自由真实表达自己的心声。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直抒己见的人难能可贵啊！

我决定看看目录，挑我感兴趣的题目，一一通读。这一看，欲罢不能，爱不释手了。这时，我完全相信了高先生的看法了。的确，这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编辑界同仁好好阅读、好好品味的书。中国编辑，如果不看此书，那真是太遗憾了。我决定挑选我感兴趣的内容，反复咀嚼，细心品味。我对如何做好当代中国编辑，有了全新的思想升华，有了更明确的认知。

我对任火先生所表达的如下观点极为赞赏和认同：中国编辑要出好书，就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良知，要有为真理、为真话出书的超凡胆识和勇气。

这一点，着实令人叫好。因为，这对肩负着社会责任的编辑太重要了。什么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呢？当强权对无辜百姓肆意施暴之时，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愤怒地站起来大声说“不”；当欺世盗名、愚弄民众的作秀扑面而来时，能挺身而出，勇敢地撕下伪善的面纱；当谎言铺天盖地而来，百姓信以为真之时，能一针见血、视死如归地举起真理之锥去刺破，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能这样做的，就是有良心的中国编辑。否则，就是一个没有社会良心的编辑。

社会发展过程中，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民主与独裁，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倒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这些事物的两极，清晰而又复杂地组合在一起，对立而又共存，在冲突搏斗中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此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名编辑，就要敏感、及时和准确地作出判断，运用自己独有的策划权、选择权、把关权及话语权，勇敢地站出来，为真理和正义发出最强音，痛斥和揭露野蛮、邪恶、独裁的行径，为正义、民主、进步叫好助威。一个编辑，做到了这一点，就算真正有了社会的良知。

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编辑家邹韬奋，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假恶丑猖獗肆虐，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横行霸道，社会凄风苦雨阴霾遍布，此时的他，以社会的良知与假恶丑做殊死搏斗。他将社会的良知凝铸于编辑活动之中。他主编《生活》周刊，代表社会良知大声疾呼，为民说话，被查禁；再办《新生》，又被查禁；再办《大众生活》，又被查禁；绝不屈服，再办《永生》，办《抗战》……屡禁屡办，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生死置之度外，在艰难坎坷中塑造刚毅完美的社会良知，成为一代编辑家，永留芳名，受世人敬仰。

当今，编辑更需要有社会的良知，更应主动代表社会的良知。因为这个社会还存在强权、暴力、不公、邪恶、欺诈，等等。可是，中国编辑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样，其现状令人堪忧，许多人是有知识无信仰，有知识无情怀，有知识无良知，有知识无骨气。这怎么能担当起社会良知这一重要角色呢？

我对任火先生在书中还表达出这样一种重要思想也极为钦佩：编辑应该成为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编辑应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斗士。

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编辑手中握的，是时代的号角，它向人们预告着黎明，它催动着人们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奋进。19世纪中叶的沙皇俄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与反动日见显现，导致俄国社会各阶层都对此现状极为不满，整个思想界像封冻的土地开始苏醒一样，新思想的萌芽在孕育、在生长。各种针砭时弊的手抄本、地下文学刊物纷纷出现，不胫而走。尼古拉一世所推行的禁锢言论自由的政策开始被动摇。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清醒地意识到，俄国在长期的沉闷和压抑之后，需要真理的声音。他们先知先觉，于是乎办报纸办杂志。他们庄严宣布，他们所作的一切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沉睡的意识”、“报效精神上的祖国”。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就是预感到春天来临的一群“鸭子”。他们奋起传播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想。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俄罗斯人民，看到了希望之光，激起了对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向往，终于使人民团结起来了，为自身的权益去英勇战斗。（见《编辑独语》上篇：编辑创造论）

20世纪初的中国与俄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中国，在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中，企图拒绝优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先进思想、先进制度，拒绝面向发展中的世界文明，抱残守缺、顽固僵化，最终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才不情愿地苏醒过来。当这条巨龙掀翻了骑在它身上的封建皇帝后，才发现自己积贫积弱的身驱需要滋养。这滋养品就是科学与民主，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代先知先觉知识精英，挺身而出，“虽九死其犹未悔”，站在新思想的潮头之上，开时代风气之先，以编辑各种进步刊物为己任，以创办的《新青年》等杂志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一时间，带有各种新思想的报纸刊物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就像插在祖国母亲身上的无数根输血管，为她输送新鲜的血液，注入新的先进思想与文化，这条年迈的东方巨龙才开始了新生。（见《编辑独语》上篇：编辑创造论）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编辑所肩负的这副担子一点也不轻松。中国编辑在新时代，承担重塑民族精神再造民族文化，创造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为不辜负这一历史重任，非有一批目光远大、思维敏锐、气度恢宏、博大睿智的先自由起来的编辑不可，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编辑将自由起来，把目光始终盯着时代最敏感的问题，洞悉思想文化领域中矛盾冲突的内涵，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冲破思想的樊笼，打碎精神枷锁，代表着社会的良知，一身硬骨，不媚权势，促成人们的思想解放，让新思想象地火一样地燃烧燎原起来。

然而，如何才能成为这些先自由起来的编辑呢？我想，任火先生所设计与论证的编辑成才之路，就是担当此任的编辑们成长的必由之路。而这样的编辑被称之为编辑巨人或是编辑家或许更为恰当。

编辑在时下是一种职业，可是，不能只当成职业以养家糊口为目的。做一个出色的编辑，应该把编辑当成一种事业来干。这就有两种结果，一个是成为编辑家，一个是成为编辑匠。能成为“家”的是极少数，多一些的是“匠”，最多的是编一编书、想多得点票子、世俗生活过得更舒坦些的编辑。

毋庸置疑，编辑家与编辑匠，两者都是优秀的编辑工作者。可是两者又有深刻的差别，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精神世界里“含金量”的不同，前者是大江东去，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传播者和捍卫者；后者则是小桥流水，是文物古董的鉴赏者，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整理者和继承者。须知，编辑工作所要求的素质是具有综合性质的。主要表现在编辑事业的道德层面、人格层面、胆识层面、创新层面、社交层面、知识层面、技术层面、技巧层面八个层面上。无论是编辑家还是编辑匠，对于编辑社交、编辑知识、编辑技术、编辑技巧这四个层面素质要求都是很高的。否则，既当不成“家”也当不成“匠”。然而，两者在编辑道德、编辑人格、编辑胆识、编辑创新这四个层面却存有天壤之别。编辑家在这些精神领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光彩照人，超凡脱俗；而编辑匠则相对表现得缺失与弱化。

编辑匠和编辑家，就选择书稿、编书结果而言，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编辑匠可以是一群技艺超群的能工巧匠，可以编辑出一本本具有功利意义的获奖图书，可以编辑出一本本能赚足票子的畅销书，可以获得一个个世俗的奖章和称号。但是，却难以编辑出一本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传世之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书，难以编辑出一本“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样的醒世之书。这是因为，他们缺少的不是知识和技术，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精神，缺少的是胆识与勇气。

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成了无形杀手。他们在把关与选择书稿的时候，把那些思想超前、创意独特、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之书稿；把那些坚持真理，敢说真话，道出实情的书稿；把那些敢于把“谎言重复一千次成为真理”的气球刺破的书稿；把那些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大鸣不平，开启民智的书稿，以不能出版、不敢出版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挡在了与公民见面的铁门之外，不予放行，充当了扼杀“第一个敢于站起来走路的猴子”的刽子手，甚至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给扼杀，更有甚者，连“第一个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人”也扼杀了。这一个个的扼杀之后，剩下的只能是一些短效的平庸的流俗之书了。这样的书，即使一个错别字也没有，用纸上乘，设计精美，造势作秀，因为没有悠远深刻的思想意蕴，营养含量极淡，几近于无，或含毒素，时间老人用不了几天就会把它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君不见，中国每年号称出版十几万种“新”书。从出书数量上看，是个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是，却不是一个出版强国。因为，我们的出版泡沫太大，新书到底有多少本内容是真的“新”，编辑们心里十分清楚，其实，大多数是“死”书“废”书，不过是空耗编辑生产力的文化废品。对此，业内有识之人惊呼：太阳底下无新事！据业内权威人士说，中国出版不仅泡沫存在，而且越吹越大，“死废之书”数量也越发惊人。据计算，2003年度一年出版的书，够一个国人一目十行读五百年。虽然表面出版的所谓新书越来越多，但是繁荣的图书市场背后，却是严重的滞销。新闻出版总署1996年曾有过一个统计，当时全国平均出两本书，就有一本被积压在库房里，无人理睬；到了2003年底，差不多平均出版10本书就有8本正在书库里蒙头酣睡，长期无人问津，做着什么时候出嫁的美梦。以长篇小说为例，据某专业报纸披露，一些专业作家十分得意地说可以每日用电脑码出汉字几万个，然后惊呼“以此速度，写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小说，几乎是弹指一挥间的事”。这与“增删五次，披阅十载”的呕心沥血之作相比，在营养含量上，一个清汤寡水，一个是“0.9999”的含金量，两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啊。你不难想象出，这样码出的小说书稿，人们还想看还敢看还用看吗？与阜阳查抄的劣质婴儿奶粉一样，只能是一堆谋财害命、浪费出版资源的出版垃圾，阅读此书者可能都会成为营养不良的“大头娃娃”吧。

少儿读物情况也是一般无二，在调查少年儿童对当下少儿读物批评中有一句看似微弱，实则相当有力的请求：“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写一本、出一本可以看一年以上的书。”写一本，当然指的是作家，不要粗制滥造；出一本，就是对编辑说的了，因为，虽然摆在书店里的少儿书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可是体现新思想、新时代、新时尚，体现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优秀的少儿出版物却少之又少。摆在书架上的书，多数是除了为应试而与课本同步的教参教辅书之外，再有就是吃古人饭的儿童版的书，这真得益于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感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出书题材，否则吃祖宗饭也是难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小读者翻一翻就扔到一边去了，根本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少儿读物如此，成人读物也好不到哪里去。上网看书，上网浏览，如果不是特有价值的书，有谁还会去自掏腰包买书回家呢？所以，虽出版的书很多，但与读者见面的很少，绝大多数只能去睡大觉，也就在情理之中，并不出人意料之外。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当然很多。比如，思想解放得不够，个人素质提高不快，受保守落后文化、历史包袱、利益诱惑的影响较重等，都是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编辑队伍，从数量上看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虽说人才济济，并不缺乏才高八斗、智慧超群的人，可惜的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编辑匠很多，而成为社会良知的编辑家，却寥若晨星，没有形成团队阵容。仅从这一点来看，提高编辑个人素质，加速编辑家队伍形成，刻不容缓。

让中国的编辑队伍里，涌现出更多的编辑家吧，这是人民的呼唤，时代的需要啊！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编辑理论研究很不景气，研究之路，似乎越走越窄，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发表的编辑理论文章，大多数只在编辑的实务、技术与技巧上转圈子，徘徊不前，难有突破。好文章也很多，很实用，也具有针对性，但是，从整体上说，论文缺失一种时代精神，思想不够深刻，理论不能突破，方向不够明确，尽管有实用价值，可深度、高度和广度大受限制，我以为造成这种局面，其重要原因在于，对编辑学方面的许多重大理论命题，对那些难点和热点问题，有意回避，不敢触及，遇到这一类问题，研究者往往采取“统统绕开走”的态度。如果不大加改进，照此下去，理论研究之树，不可能枝繁叶茂，只能病态丛生，渐长渐枯。

《编辑独语》，虽说是任火先生的一家独语，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揭示编辑学理论方面有许多重要突破，说他开拓了理论研究的新天地，打开了理论研究新思维之门一点也不为过。他的许多编辑思想、理论和观点，新颖、独特、超前、智慧，醒世，极具普适价值，可供我们深入研究、解读。

现在，任火的“一把火”把我们冷寂的中国编辑理论研究界烧热，如果我们凭借着这“一把火”顺势而上，说不定会打破当前编辑学研究中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呢。你看，他在书中列出的诸如“编辑境界论”、“编辑质疑论”、“编辑人格论”、“编辑选择论”、“编辑公德论”、“编辑风格论”、“名编辑论”、“编辑神圣论”，等等思想观点，无疑是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命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与求索。特别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文章中许多富含哲理的精妙短句，真可以当作理论研究的题目，拿来就可用，比如，“编辑人格的完善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追求真、善、美是编辑的天职”，“编辑的策划永远是指向人类精神的处女地”，“策划是思想者的行动”，“编辑质疑就是对存在的合理性的叩问”，“编辑质疑是对真实的求索”，“编辑代表社会良知”，“自由是编辑选择的最高境界”，“编辑人格是自由的”，“编辑开放、进取、自由的人格，决定了编辑必然向社会提供具有挑战性、新颖性和独创性的文化产品”，“编辑虽然永远都是隐身于幕后，但他却是水泥柱里的钢筋，人类文化的导演”，“名编辑是文化精品的助产士”，“编辑神圣在于创造光明”，“编辑以追求真理、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知识为己任，也必然要同来自政治的、社会的、习俗的、传统的压力和干扰因素做斗争”，等等，等等，举不胜举啊。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送给了我们一座“富矿山”，接下来需要的是我们要下大力气去开采才行。

他的精神气势，他的胆识干劲，他的文思情才，特别是他的真情自由表达，可赞可嘉，可圈可点。书中内容正如他的名字，火一样的灿烂，火一样的热烈，火一样通明透亮，照亮了编辑理论研究的一片新天地，火一样地烧毁着那些腐朽不堪的精神垃圾和貌似正确的思想。他给我们编辑界的同仁，送来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精神营养大餐。

说了这些话，其中许多文字是参照或引用了任火所说的话。面对这本阐述编辑理论的好书，从内容到文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睿智畅达，妙语连珠，回味久远，我已无话可说；处处说到，处处说透，我真有“面对此书不能写，任火妙文在上面”之感叹啊。任火提供给我的，是一桌“满汉全席”，看得我眼花缭乱，样样都是美味佳肴，我不知先夹哪一种菜了。我只能根据个人的口味，拣几样爱吃的，夹到小盘中，尝尝几样，品品味道吧。

这书是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