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社，男，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或许是出于父母所赐姓名的缘故，与出版结缘，与图书有缘。多年来，以对出版工作的饱满热情，推出218种图书，约3600万字。其中，《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研究》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3种图书获国家部委级奖，16种图书获华东地区奖。编辑的图书中有代表性的还有《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经济学卷）、《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等。即将推出的“追鹿者书丛”以大众财经、企业管理类图书为目标，有同好者不妨敲击Liujs_0510@sina.com。

　　格言：当一本书大红大紫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在意落款在图书角落的责任编辑，而一旦这本书出了问题，人们首先会问“谁是责任编辑？”

　　有一句话，多年来我在不同场合说过，听者无不赞同，这就是：在这个过剩的时代，什么都可以过剩，唯独思想永远稀缺。所以，对思想，对思想的创造者思想家，人们一直是很崇敬的，乃至冲破意识形态的限制。这无论如何是不多见的。说思想稀缺，自然包括编辑思想在内。但是，我们的同仁在为人类传播思想的同时恰恰把编辑出版活动本身的思想疏远、冷落乃至遗弃了。这不仅验证了刚刚提到的编辑思想的稀缺，更严重的是反映了当前编辑思想意识的极端苍白。此时，当我捧读任火的《编辑独语》时，仿佛听到了编辑思想的呼唤……

　　20世纪后半期的缺憾

　　我总觉得，20世纪后半期编辑家的稀缺，源于编辑思想的稀缺。记得我刚接手编辑工作时，“编辑是杂家”“作者是衣食父母”等意识占绝对的垄断地位，编辑教科书是这么写的，编辑工作培训也是这么讲的，前辈也是这么谆谆教导的。后来有人战战兢兢地提出“编辑学者化”，并在出版界展开讨论，应该说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究竟“编辑是什么”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只好往学者身上挂靠，譬如褒扬一个编辑时常常冠以“学者型编辑”的称谓。现在看来，学者与编辑，绝对是两码事，根本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就像给鲁迅一个“作家型编辑”或“编辑型作家”一样，那是极为滑稽的。

　　编辑思想的稀缺，首先与编辑理论的薄弱密不可分。据我观察，没有哪一个行业像编辑出版界那样对行业理论如此漠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在推动编辑出版理论建设方面不遗余力，但仍有不少人提到编辑理论，就与“空洞”，甚至“不务正业”联系在一起，更有人嗤之以鼻的，当然这也不排除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如评职称时也免不了把别人的成果拿来重新组装一番。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多年来出版体制改革的迟滞，与出版理论的落伍、冷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预见，在于思维的启迪，而不是强行要求理论与某个出版社的具体运作联系在一起。相反，出版社的运行要从理论中吸取养分。许多出版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所以尽管被无情地抛向了市场，其思想意识还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有些出版者至今仍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抵制意识，动辄作出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诸如，向政府要政策倾斜；跑政府机关比跑市场勤快；转移专业分工，大举向教辅图书出版领域进军等。

　　推进出版体制创新与机制完善是当前出版业的大事，离不开出版者的理论预见能力。实践中的迷茫，实际上是理论认识上出现缺欠，图书出版政策的出台或施行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有些政策施行以来多年未见成效，实际上是政策本身缺乏理论基础，所以实施起来针对性不强。因此不论是图书的出版者，还是管理者，都有个对编辑出版理论不断认识与提高的过程。有些在出版机制创新方面先行一步者，多是对图书的出版规律、出版走势有深刻洞察者。没有理论上的铺垫，不可能出现思想的成熟，而没有思想的编辑与出版者，是不会产生编辑家与出版家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独语》等一系列编辑理论著述的问世就是支撑中国编辑出版理论的基石。

　　从《编辑独语》到《走近贾祖璋》

　　这两年，陆续收到一些朋友赠送的编辑理论著述。手捧《编辑独语》，其封面的雅致又一次提醒了我，喧嚣的世界中，宁静是很宝贵的。没有甘于寂寞，是不会出思想的。

　　应该说，《编辑独语》中的文章不少已经浏览过，毕竟多年前拙作经常与任先生的大作在《编辑之友》打过照面。只是笔者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而任先生咬定青山，终得硕果。《编辑独语》探讨的编辑策划、选择、风格、名编辑、编辑与市场等，我也写过同题文章，而编辑发现、人格、功利等文章虽没有专题探讨，但大多思考过。从这一点说，我与任先生还是心有灵犀的，所以对书中“上篇”有似曾相识之感。任先生是操持科技类和社科类期刊编辑的，我是打理社科类图书编辑的，所以对社科类图书编辑方法有专门的研究，但比起任先生对科技期刊编辑思想和方法的探究就逊色多了，书中的辨伪、思维实验等篇颇能给人以启迪。加之任先生从大处着眼，所以整个“中篇”极有价值，值得科技图书编辑细加咀嚼。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是“下篇”，对编辑思维中的火花，任先生以极富才思的语言表述出来，是令我钦佩的。我知道，做编辑理论研究的，大多数没有这样的才能，笔者也不例外。

　　巧得很，就在我拜读《编辑独语》的前不久，我的一位前辈惠赠了一本他的20年心血之作《走近贾祖璋》，所以，我不自觉地将两者对比，这样反倒折射出《编辑独语》的“不足”，这就是亲和力不及《走近贾祖璋》。

　　吴世灯前辈自20世纪80年代初与贾老相识后，就以贾老为楷模，而且对贾老的崇敬近于虔诚的地步。这本《走近贾祖璋》记录了他与贾祖璋之间交往的轶闻趣事，贾老在科普创作上的实践与成就，贾老的编辑生涯与编辑思想等等。

　　贾老说，出版社应当鼓励编辑写作，培育编辑成家，一个出版社能有几位编辑是专家，对出版社来说是件好事。我与老吴都对贾老的这一看法深有同感。一个编辑疏于动笔，他能体会作者创作的艰辛？他能在审读加工中珍惜作者的劳动？他能把高度的责任感灌输到编辑工作中？对此，做了近20年编辑的我同样是怀疑的。

　　贾老的许多编辑思想都值得我们好好琢磨。就说审读报告吧，贾老写的审读报告，少则几百字，多则两三千字，写得认真，评得中肯。而反观我们目前一些编辑所呈示的审读报告，不少是把书稿的前言、目录汇集一下，外加几句华而不实的评语就完事大吉了。说其责任意识不强或鉴别力不够都不准确，实际上这反映的是一个编辑和一个出版社的素质的缺陷。目前，一些出版社并不缺资金和人力，缺的就是严谨的作风，缺的就是中国编辑、出版的优良传统。而我觉得，后者才是一个出版社最重要的财富。

　　出版转制，谁是当代陆费逵？

　　有人说，一个编辑，如果没有从编辑史上吸取养分，很难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站在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来把握编辑工作。所以，读中国近代编辑史，我对两个编辑家极为推崇，一是陆费逵，二是沈知方。前者的先知先觉令人叹服，尤其是预见到清朝灭亡必将进行教材革新一事，堪称中国编辑史上的神来之笔。后者先编辑，后营销，在图书流通领域纵横驰骋，洒脱得很，至今令人钦羡不已。

　　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出版业又一次面临转制，又一次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次转制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未来的中国编辑史同样会给这次转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出版社性质转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重复20世纪后半期的遗憾——谁是当代陆费逵呢？

　　中国编辑史上的杰出人物，远的不说，就刚刚与我们挥手告别的上个世纪，足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王云五，邹韬奋、叶圣陶……于现在的编辑，乃至文化人来说当不陌生。实际上，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用“巨大的、不可磨灭的”等词汇来形容并不过分，他们的编辑思想对当今的编辑同样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此，我们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资源共享，而不是习惯性地将其尘封在故纸堆中。因为21世纪，中国的编辑事业能发展到什么高度，就看能出多少个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王云五、邹韬奋和叶圣陶了。

　　两年前，经济管理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叫《责任编辑》。我至今仍相信其内容对广大编辑，特别是刚步入编辑行业的新编辑或即将步入编辑队伍的准编辑感悟编辑职业、热爱本职工作很有启迪，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责任编辑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怎样做的；他们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能做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收集了53位散居在全国各地、不同出版社的老中青编辑笔谈，这是他们对编辑工作的思索、理解、感悟，是53位编辑心路历程的写照。我们不妨走进这些编辑们的内心世界吧！“如果，你钟情于书，那么，做一名责任编辑，会让你终生无悔。”这是对编辑崇高的敬业精神，甘愿为人作嫁，默默奉献的赞叹。“咀嚼责任，就是咀嚼一道无解的人生难题。” 这是对编辑责任的感悟，“责任令我前行”，责任催发出一种使命感，责任逼迫我们思索这个时代编辑的使命与挑战。“唯愿把自己的编辑工作做得更快活、更辉煌、更灿烂。”“当编辑以自己的见识与经验促成了一部书的出版，那新鲜的欢悦就如同一股清泉，不息地喷射出来……” 这从中流露的是对编辑职业的真挚之情。“编辑的爱心、责任与投入，是作者创作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对新时期编辑工作特点的提炼。“编辑为人作嫁衣，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着手，事无巨细，都要认真到底。”“自己都写不好，凭什么提出意见或把别人的作品改好？”这种对自己多年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对年轻编辑来说是一笔财富——少交几年学费。“今天的编辑不仅要会‘编’书，而且要会‘做’书，可以这样说，好书还是要‘做’。”“因为‘编’已概括不下一个图书编辑的工作真相了。”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做，用自己的心去体会作者和读者的心，或许才能找到好书，把书做好。这似乎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要时常注意观念更新，与时俱进。编辑工作的甜酸苦辣，编辑的“认真做事，真实做人”，甘苦寸心知……总之，它告诉了一个真实的编辑。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名编辑的影子，看到了未来的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王云五、邹韬奋、叶圣陶们。像推出《我为歌狂》等系列畅销书的邵敏，“哈里·波特系列”的叶显林，《哈佛女孩刘亦婷》的杨葵，策划“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的杨书澜，《零下一度》的曹利群……他们对编辑工作的感悟极富思想内涵。

　　没有思想的编辑，不可能成为名编辑。在这个时代，什么都有过剩的时候，而思想永远是稀缺的，永远像洒落在天边的晨星。我们编辑每一本书，何尝不是在追寻一种思想呢？一本书千古流芳，不就是一种思想的传承与延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