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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不名的编辑以及出版家
http://www.zgkw.cn    主编:高起元 章节作者:李大星

 

  李大星,男,1959年生。文学硕士,编审。中国青年编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编辑《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个犹太人》、《旷世大儒》丛书、《民俗语言文库》丛书等。自1980年始,在相关报刊发表《花气袭人知昼暖——谈〈红楼梦〉里的袭人》、《〈水浒传〉的重叠式形容词》、《步出幼稚——对中国出版业跨世纪的观照》、《作为第三者的“购读者”》、《书评的症结》、《译作信达雅刍议》等文学、语言学及出版理论方面论文70余篇,部分被有关报刊出版物转载,并获省级区域级各类奖项。在各类报刊发表《俗之雅集》、《穿越千年的符点》等书评50余篇。

 

  格言:若干年后,能在不期然时看到我编的书,放在别人喜欢的地方。

 

  任火先生虽然经营期刊,但终于是同行,且有乡亲之谊,虽然素未谋面,名字却也耳熟能详。早听说他一向做不是论文的论文,以往虽也略有浏览,但此次读其专著《编辑独语》,越发感觉不是那么纯粹,而颇有些书生意气。然而,论文之道,不是私家宅院子和基本农田,形神之间,应该没有什么沟坎篱笆制约遮拦才是;正襟危坐,坐而论道,固然是书家惯常手段,但并不一定说,那就是唯一的法式;而书生本色,正该是抒发不同,仅以出版业而言,似乎个人风格的东西,哪怕单单是昂然不顾他说的独到,只是太少,而非过多。

 

  当然,我于任先生之文章体制,也有不同看法。譬如书生之气,拿来作文,未必不好,然以目前讨论的情势,点点滴滴,细说问题,也许会比追求磅礴富丽,更有一些建设意义。这么说当然不是排斥在意文笔,似乎在琐细条陈某些尴尬倾向的时候,正该修辞立诚,以娓娓道来,引起注意。这仅仅是个人看法,就正于任先生及其他方家。

 

  就以任先生著作的定位编辑,我便以为十分可取。不论作为行当,还是从业职称某一阶级的标志,编辑总是一个包含若干技术成分的词汇,说它是出版之细胞或许有矫情之嫌疑,但说它是纯粹基层的个体符号,总不算错。这便比所谓出版家来得实在。

 

  出版家或许几乎是所有做编辑的境界,不论昨天今天明天,或曰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最当鼓吹的。但我之所谓做编辑比做出版家的定位来得实在,自然不是对出版家的泛泛否定,而是对出版家目前的产生多有疑问。

 

  大家知道,中国虽然缔造了伟大的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但风云流转之后,方位却有譬如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奇怪暧昧游移,这也或许正是足以令我们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占有两项关联,却居然没有真正意义的伟大出版家卓然出世的缘由吧。起码居其一。

 

  当然,文明几千年,其间不是没有名世者。像明朝的墨憨斋冯犹龙,身为文士,甘心俚俗,对情郎妹子的山歌酸曲儿,不以为不雅,即便鄙野,却当是民间的性情之响,天地之真,阴阳之趣,世上只有假诗文,断没有假山歌,因为它不屑假。所以他借男女真情,发名教伪药,编排《山歌》和《挂枝儿》,算是对孔夫子他老人家刀下留情,没有删除郑卫淫靡、淇澳艳音的继续。

 

  明朝一向被认为是放纵的时代,朝野放浪,所以才有不羁的狂生冯犹龙,出来拾掇酸曲儿以及不入大雅之流的话本拟话本,并且拾掇出来便盛传了海内,一时绝响,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全民喜欢。

 

  明代的人倒看得开,说我明朝诗不及唐,词不如宋,曲也让着元,倒是这挂枝儿之类,算得上我明的一绝。把吴侬酸曲儿拔高,成了前人所无的独创之艺,以为大可以和唐诗宋词元曲作并肩王。

 

  这样的业绩,该说冯才子是卓越的编辑,至于是否出版家,没有考证,不详。有趣的是,冯才子被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所记载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士,而编辑云云,并不响亮,起码业外人士,不好说妇孺皆知。比起冯学士更加著名的祖师孔夫子,也早已被确认了编纂的功业,譬如众说纷纭的《诗经》之删削,但他绝对是作为一个学说上的圣贤而非其他的什么供后人瞻仰。

 

  再一个有趣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营运,往往是些不见经传甚至留不下姓名的小人物来做的,所以卖书做下的笔录,不论古今,都可以作为材料予以留存。至于朝廷掏钱出的官修文本,着重也在编纂。想来大约排字刻印乃至发送,都是些吃官饷的贩夫走卒,至多是低层有司小吏,不值得一书,姑且从略,如果有书,起码也得是个监修,属于荣誉职衔,未必干了具体。

 

  这种出版家缺位的实际,大约只有到了近代,方有变量,贩书赢利,并且颇做出了些名头,譬如众人景仰的张元济。之所以称誉张元济先生为出版家,我想,粗略地说,起码得有两条:第一,做出版赚了银子;第二,这赚银子的本钱须是自己的。不论后来对出版家增加多少诸如量化经营种种令人跌破眼镜的眩目说法,这两条,我想总该是最基础的。

 

  用这样的观念来做考察,就会发现,今天再不会产生张元济意义的出版家。原因不言而喻。如果说今天的确有若干人物做出版是赚了银子,这银子即便经过资产清核十分符合现代财会制度,也往往难以脱离开政策的倾斜支持,或者行业垄断营造出的高额利润。至于本钱,更加无疑不是自己的,所以可以为了既非出版取向又非社会福利的目的,不计成本的消耗花费而没有丝毫的心痛,仔卖爷田心不痛的那种不屑心痛。这,或许是出版家之于行政官员的区别所致吧。

 

  所以,媒体上风风火火吵闹不休的出版家封号,挂给哪个,大多噱头而已,并没有人追究属实与否。

 

  至于以往灰头土脸的书商,如今人气攀升的民营机构,从理论上说,也有可能出现出版家,或者更顺理成章出现出版家,毕竟,从前述两项指标上看,本钱的确是自己的(起码名义上是),也颇赚了些银子。只是他们做的是投机而非出版。所以,除非日后他们被某些资金或者境外机构借壳(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不仅短期,即以中长期论,他们之中也不存在产生前述意义出版家的可能。况且,壳子一旦借出,仿佛灵魂荡然消散,更没有出版家诞生的余地了。

 

  而与此对应的则是,自孔夫子伊始,夹带上冯犹龙,卓越的编辑——姑且不谈所谓的家,始终存在,并且还将不绝如缕地生发下去,因为不论是否资本运营,不论资产归属,不论市场效应,总有哺育编辑的土壤郁郁葱葱。这时我们回到前面的命题,为今之计,其实做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名与不名的编辑,当然比做一个蹊跷含混的出版家,更加实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任先生的立足,果然是踏踏实实,颇有可观的,甚至他在洋洋洒洒的《主编论》里,也并没有特意凭添所谓的名主编,这该是会心所致。

 

  当然,对所谓的名编辑,任先生的一些观点,也是可以商量的。譬如,他以为,所谓名编辑并非个人功利的追求,以及民族文化的捍卫者,都是稍嫌简单的判断。个人功利,并非必定和非个人的功利水火不容,甚至可以水乳交融,只看这个人功利的取舍底线,和非个人功利的容纳程度。非个人的功利,并非一定比个人功利脱俗正确;个人的功利,也未必不可以代表合理和正确。

 

  而民族文化,当然不是所有文化的唯一代言,其他之外,也依然存在真正的深刻丰富,而民族文化里面,一样包含无可避免的糟粕。作为文化产品的供货商,编辑即便是不名的编辑,亦不能偏偏甘心沉溺自足于本民族文化之中。

 

  我想,这些都是无须证明的原则,因此不再啰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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