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更迭、社会转型往往意味着社会生活将发生重大变革。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并适应其对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更高的要求，从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从业人员纷纷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职业的存在意义及发展方向。以记载、传播、延续和发展人类文化成果为己任的编辑也不例外。作为一名热爱编辑工作的年轻编辑，我也跻身其中。我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任火是关注这方面问题并给编辑界带来一轮较大冲击波的一位，其专著《编辑独语》可谓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形式构建编辑的伦理与信仰的力作。

　　早些年，提及编辑，人们便会用“为人作嫁衣”“甘为人梯”等高尚的字眼来描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一方面编辑职业内涵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过的社会转型期综合症也在我国传媒领域反映出来，具体表现是：把利益硬化，把精神软化，把经济神化，把文化物化，经济上升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日渐贫困，开始出现精神产品生产者、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三者品位同步下滑的趋势。市场经济淡化了编辑的文化意识，一些编辑传播活动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业炒作，有利可图，但无名可留。而社会沉淀下来的是文化，不是利益，编辑对人类文化的积累、创造、传播、延续和发展，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如何才能使编辑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便成为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学界开始从各个方面加以探讨、研究。无疑，着力于构建编辑从业的伦理与信仰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们看到，任火的《编辑境界论》、《编辑策划论》、《编辑质疑论》、《编辑发现论》、《编辑权威论》、《编辑选择论》、《编辑创造论》、《编辑人格论》、《编辑风格论》、《编辑忧患论》、《编辑功利论》、《编辑公德论》、《编辑神圣论》以及《论编辑的科学精神》、《论编辑的人文精神》、《编辑的学者心态与学术建构》、《编辑的传统美德与市场精神》、《论策划编辑的文化品格》等，从一个个侧面对编辑应有的追求与作风予以阐释，恰如缕缕阳光撒播在编辑们的心中。

　　从体裁形式上讲，读任火的《编辑独语》让我想起搞哲学的周国平。几年前，他在郑州越秀讲座中谈到，圈里人不把他的作品视作学术著作，嫌太不正规，只不过是一些随笔、散记，学术性不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国平的作品广为传播，其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表明，人们看重的是作品给读者带来了什么，而不在意它用什么体裁形式——用人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不更好吗？学术并不意味着就是板着脸，就是深奥晦涩。同样，任火的《编辑独语》也有类似之处。它像评论，又像散文诗，蕴含着深刻的洞察和丰厚的哲思，对于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们，《编辑独语》如同一味“心灵鸡汤”给予其精神以滋养。《编辑独语》所指涉阐发的是编辑从业者灌注于其中的崇高理想和长期形成的使事业得以蓬勃发展的优良作风。同时，它还隐含和直陈这种传统可能难以为继的隐忧。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一种良好传统遭到破坏的叹息、牢骚和无可奈何的悲愤，可我们需要的是继承并发扬某种良好传统的责任感和为之积极奋斗的勇气。《编辑独语》所传达的正是一个高品位的编辑为此而努力的文化精神。

　　任火在《论策划编辑的文化品格》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我们之所以强调策划编辑的文化品格，是因为它关系到将怎样的精神产品投向市场——是冰清玉洁的兰花，还是妖冶妩媚的罂粟？是沁人心脾的醇酿，还是毁人心灵的毒鸩？”诚如斯言，出版物塑造着民族的品格，编辑塑造着出版物的品格——人的自然特征源自遗传，人的社会特征却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培养出来的，即人的社会特征为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就。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时时刻刻在接受一定社会文化的教化和熏陶，是文化给人以经验、知识和技能，促进人对自己在群体中的身份、地位的认同，造就人的心理和人格，从而决定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的品格高下取决于一个人汲取人类文化的质量和数量，伟大的文化造就伟大的品格，优秀的文化造就优秀的品格。文化是孕育人的母体，文化怎样，人也就怎样，人与人之间品格的差别是文化一手造成的。人们的欢乐或悲伤、幸福或痛苦、崇高或卑俗、伟大或渺小、勇敢或怯懦、忠诚或背叛、真挚或虚伪等都是文化赋予的。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一条挣不脱的锁链，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并服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以及“自己拥有的文化”的文化指令，运行在自己认同的文化模式的轨道上。而编辑对社会文化氛围、大众的文化消费负有塑造引导之责：唯有科学，才能引导人们走向科学；唯有正确，才能引导人们走向正确；唯有高尚，才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只有高品位的编辑，才能为社会提供高品位的文化产品，从而培养出高品位的文化消费者。当然，编辑可以通过自己的素质从多方面影响出版物，但直接影响出版物品格的，主要的不是编辑从业者的一般业务素质，甚至也不是编辑从业者的一般政治觉悟，而是编辑从业者的品格——编辑自身的品位和格调。可以说，有什么品格的编辑，就有什么品格的出版物，任何出版物一经问世便是作者与编辑者共同的作品，其中深深地打上了编辑品格的烙印。

　　近年来，社会对人的素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学者们纷纷著文探讨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社会心理素质等，但探讨作为人的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品格的内涵及其形成和意义的文章尚不多见。事实上，品格是一个人素质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品格形成的复杂性，品格内涵的多样性和一个人的品格作用于周围事物的综合性、间接性，使得品格作为素质，不像道德素质、科学素质和心理素质等那样易于把握，因而常常被混入人的其他素质中而受到忽视，这样一来，又使得许多问题仅仅用人的政治素质或业务素质无法合理解释。所以，将品格作为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人的综合素质中剥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所谓品格，就是一个人的品位和格调，它是一个人的德识才学共熔一炉、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品行、性格、操守、信念和气质。品位有优劣，格调有高下，正是这品格上的优劣、高下，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将人与人区分开来，它虽说不清、道不明，但品格总是能通过由其支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用于周围的事物，因而被人们感觉到——一个人所具有的品格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外在表现，是其价值观的具体化，它最终总是体现在这个人的价值取向上。品格具有普遍性，优秀的、高尚的品格是所有的人类中的先进分子共同具备的，因而品格被视为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世界上最强大的动力之一；但品格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因人的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德识才学和从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应从社会角色的认知入手来认识和把握编辑的品格。

　　各优秀出版物的优秀之处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品位优、格调高则是其共同的特征。自然，各出版物的社会作用和客观效果，取决于各种影响因素，而首当其冲、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当属出版物的编辑人员。优秀的出版物离不开优秀的编辑。正是编辑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称之为“守门人”的角色，对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的接收、筛选、录用、加工、出版、发行和传播，发挥着“把关”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达到“生、杀、予、夺”的地步。如果说教师之于学生是引路人，导演之于演员是塑造者，那么编辑之于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教父”。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优秀的编辑是文化功臣，劣质的编辑则是文化罪人。编辑之于文化建设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一代优秀的编辑甚至可以造就一个优秀的文化时代。这是因为，编辑出版工作是孕育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道重要程序，编辑作为文化的选择者和优化者，比一般人更多、更直接、更主动地参与着塑造社会文化的工作。他们通过出版物引导着文化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大众，影响着当代文化的走向，并把自己的印记深深地嵌入文化的积累，从而也决定了后代人的文化选择，影响着后代人的文化精神。比如，我国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旧封建文化摧枯拉朽，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一次较大的文化变迁，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其间操编辑职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传播新文化的先锋。他们借助《新青年》，与其他进步刊物相互配合，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从政治、思想、文学等领域全方位地出击，反对封建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传播、中国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被新文化取而代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品位的编辑从哪里来？美国学者詹姆斯·H·罗宾斯在《敬业——美国员工职业精神培训手册》一书中讲到，敬业精神产生于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原因在于，清教徒认为，他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给他们安排了一切，包括婚姻和职业，因而其职业就有了神圣的意义。在西方人眼里，对于上帝安排的职业，要努力做好，以荣耀上帝，所以人们不是为物欲而工作，而是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工作。为什么德国货成为“精良”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德国人往往是用对宗教的虔诚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他们做工作是为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与干工作只是为了拿工资相比，在工作态度的严谨与认真上会有多大的不同啊，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品质上又会有多大的不同啊!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能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好的效果。面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诚信不足、贫富矛盾以及人身安全感日益下降等种种问题，我们更需要大力建设和弘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方向一致、能够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果的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归根结底，我们需要通过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这既是我们心灵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赵晓：《制度是冰尖  文化才是冰山》，《南方周末》2003-07-31（B14））同样，我们的编辑从业精神也应建立在伦理信仰之上，如此，编辑们才不会被物欲所左右，而是像清教徒那样为“神召”（calling）而全力去做，理性最大化地去做，终生去做。读《杰克·韦尔奇自传》可以发现，韦尔奇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CEO、通用电气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与其伦理和信念密切相关。“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引用弗兰西斯·培根的话分析人们的从业心理和从业动机，共分出三种类型：一是生存动机型从业者，二是愉悦动机型从业者，三是宗教动机型从业者，并认为只有第三种从业者才会对社会作出特殊贡献。他认为，第一种从业者是温饱-功利型的；第二种从业者是随心所欲型的；第三种从业者是献身-奉献型的。显然，高品位的编辑只能从第三种从业者中产生。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编辑或懵懵懂懂、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或被眼前金钱、物欲所驱使，失去了文化人应有的清醒，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职业准则，致使出版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对我国当前的建设以及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极为不利。正视这一现实，编辑有必要加强自我认识，从阐明和贯彻“人类正常秩序所应遵循的普遍原理”这一思想高度，重新审视和思考自身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从而形成高品位的追求和自觉奉献的敬业精神。《编辑独语》正是围绕这一主旨，以构建这种编辑从业的伦理与信仰为目标从多方面阐发，以期使广大编辑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向社会传播高品质的精神产品，以无愧于社会和时代对编辑的期待。这对编辑工作者自警、自省、自策、自励，对编辑队伍的建设和未来出版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至于如何构建起这种编辑从业的伦理与信仰，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是比较科学的。对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来说，文化作为“自然的对立物”、“人类的一切创造”，可以涵盖和包容人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诸多问题，是比经济、政治、地理、人文诸因素更为本质的东西，是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伦理信仰问题本身就是社会文化问题，而编辑出版工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职业，使得它与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所以构建编辑从业的伦理与信仰，讨论策划编辑的“文化”品格可谓切中要害。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以编辑为职业、以书刊为阵地、以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宗旨、通过编辑策划而成功地实施其文化战略目标的优秀编辑家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视“改造社会，影响时代”为己任，其编辑活动始终服从于这一主旨。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职业非常重视，他们的编辑活动都基于一个伟大的文化战略，其文化战略主旨是发展进步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可以视作一项精心缔构的系统工程，而他们的全部编辑活动则是这一宏图徐徐展开的画卷。他们是编辑家，又是思想家，唯其如此，才能高屋建瓴，以自己的文化出版活动影响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时，由于他们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因而在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自身具有很高的文化感召力和文化凝聚力，一旦参与编辑出版活动，自然能够驾轻就熟地实施其文化构想，从而成为世人公认的“文化设计师”。历史告诉我们：编辑的文化追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未来的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编辑的见识、眼光和水平，即取决于现代编辑的策划能力。所以，为了更好地缔造未来的人类文化，现代编辑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通过编辑策划，设计出切合实际而又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文化战略，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个人的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其素质的折射，品格由素质转化而来。所谓素质，就是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集大成，它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的素质的填充剂。同样，文化也是编辑素质的填充剂，它决定着编辑的认识水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编辑。并且，编辑工作是整个社会大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在与其他文化活动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文化是编辑的工作环境，编辑受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编辑的文化品位取决于文化对编辑的渗透程度，又表现为编辑解读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和水准——编辑对文化信息的理解、选择、制作、组织和传递等，都受其知识和信念的支配；而编辑的见识、眼光和水平又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格调和品位。编辑的品格主要表现在其职业认同感、社会责任感、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方面。因此，广大编辑工作者只有不断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才能拥有较高的品位与格调，才能为大众提供具有较高品位的文化产品，为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