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琇，1945年生，山西平定人，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审。20世纪70年代末涉足新闻出版界，1985年参与创办《编辑之友》杂志，2002年参与创办《中国编辑》杂志。系北京印刷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编《中国实用文体大辞典》、《中国序跋鉴赏辞典》。曾有论文获首届全国优秀出版论文奖及首届山西优秀社科成果奖。担任责编的图书曾获中国图书奖。

　　格言：以自己的努力，借别人的作品为世界留下一丝痕迹。编辑，如此而已。

一

　　对于《编辑独语》，对于任火，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2003年，当河北理工学院学报主编任火将他的《编辑独语》献给中国编辑界时，我相信，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能不被它磅礴的气势、独特的视角、炽热的激情与奇绝的文字所震撼。在编辑研究领域，《编辑独语》不仅建构了一个新颖的话语系统，打造了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而且为编辑建起了一座思想的殿堂，树起了一块精神的碑石。

　　“《编辑独语》不是一本一般的编辑学著作。它的特别在于不仅阐释着全新的编辑理念，而且闪射着编辑人思想的光芒，这种光芒的穿透力足以照射到整个精神领域，一句‘理工研究的起点是对自然现象的好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则在于社会的不平’，就足以使人怦然心动。理论常有，而思想往往稀缺。理论的脉络总是清晰可辨的，而思想的内核却具有模糊性。《编辑独语》蕴含的思想成分远远大于理论，这应该才是其魅力所在。

　　“任火曾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来读了冶金炉专业。编辑职业使他没有炼出金属却炼就了文字，炼就了思想。他的‘独语’告诉人们：编辑思考与追求的该是崇高的境界、刚健的人格、选择的责任、创造的快感、事业的神圣以及人文精神的弘扬。”

　　这是我写于2004年初的文章《拣录感悟：十名编辑的2003》中的一段。文章写了十位编辑，更准确点说是十位书刊编辑。我注意到他们在那一年中的某一行为或者某一成绩，由这“某一”又可引发一点值得一谈之处。这既非全面评价，更不是表彰先进，只是纯个人化的借题发挥。这类由人及事表达意见的形式在编辑研究领域似乎还没人做过，于是有心作点儿尝试。

　　文章最终没能刊出，其中原因我无法详知，但意见来自上面是确实了的，理由好像是对文章所涉及的人和事有争议，认为文章中对这些人和事的评说不够妥当。“有争议”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发明，不说好也不说坏，一个“有争议”就把该用的人不用，该办的事不办——而且还会显得既认真又负责。可是，如果都没争议了，还会引起关注还会发展吗？古猿人有些开始直立行走时肯定也属于“有争议”的。然而这些被争议的少数猿人并没有退却。如果它们害怕争议，那大概就不会有今天直立行走的人类了。

　　我的文章确实写了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例如，我写《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在权威方面宣布“非典”得到控制时，《财经》却以翔实的调查告诉读者疫情的真实发展；我写了吴泓。他把一个从定位到定价都引起过非议的《时尚》杂志做大了，做出了十年辉煌；我写了许兵。他策划了《责任编辑》一书，以“市场化”的方式表彰本行业的佼佼者，打破了优秀只能由组织“推荐”、“评选”的模式；我写了石凌虚。他是金文明批评余秋雨那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样一本书除去挑错的内容外，客观上对编辑作用、编辑功能以至编辑学中的某些理论形成了质疑；我写了包兰英。她推出了王蒙自述人生哲学的书，开了高级干部谈人生感悟的先例，创下了当今思想政治读物畅销的奇迹。等等，等等。这些，在有些人眼里是不合规矩的，是“有争议”的。

　　话回到任火。我写道：“2003年的编辑研究，将因《编辑独语》的问世而留下光彩，留下感动。”这也是难以被某些人所接受的，尤其是在编辑学或者说在编辑研究中自认为更拥有话语权者。那种稳妥的论文与看似周密的理论也许更顺眼，而任火的文章却是“异类”。这样说决不是空穴来风，在那本有年鉴性质、作用在于记录年度编辑研究状况的每年一本的书中，就没有留给任火及《编辑独语》只言片语。而今天，当得知有这么多的人对《编辑独语》表示关注，对它的评说竟然汇成一本书时，我感到欣慰。别的那些编辑研究大著好像还没有过这种荣幸，在中国出版史上就一本书再出版一本书的事例也未有所闻。所以，不管别人持什么看法，我还是要说：“2003年的编辑研究，将因《编辑独语》的问世而留下光彩，留下感动。”

二

　　在《编辑独语》的后记中，任火特意写到了我，称我和他共同创造了这道文化景观。任火可以这样认为，而我却决不敢以此为是。再优秀的助产士也不能认为是与母亲共同生了孩子；再伟大的人也无人会去关注他的诞生是由谁来接生的，只此而已。如果说，任火的成果中有我的一点作用的话，我想也是正常而且微小，主观上是凭了直觉与责任，客观上靠了位置和环境。

　　任火的相当一批研究成果首发于我主持《编辑之友》杂志的那段时期。于这份刊物，我曾与朋友戏称我是“有前科、二进宫”。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离开报纸调当时的山西出版总社，就是因为《编辑之友》计划创办。所以《编辑之友》初创几年中，我是参与其事的，这也使我对当代中国编辑研究的兴起有了许多直接的了解。随着山西出版界机构的变化，我到了其他部门。1994年夏，又被调回主持《编辑之友》。当时刊物的处境很困难，我没接手之前，连个编辑部都不存在了。如果不是有一个编辑在被并入别的图书编辑室后还硬撑着，这份刊物也许不会坚持到1994年。我接办刊物，很重要的一步是从1995年起全面策划改版，提出的方针是“刻意定位，强化特色”。关于当时的具体思路与做法，后来应约在《新闻出版报》上谈过。《编辑之友》最初是以编辑理论刊物的面貌出现的。编辑学理论固然重要，但它一来与现实难以结合得好，二来也不是多数编辑从业者所关注的，更何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不断出现新问题，如何持一种较好的心态和积极的姿态去应对局势，对一般编辑来说或许更为重要。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刊物内容进行了拓展，在保持理论研究的同时建设编辑文化，试图通过编辑精神的沟通来提倡一种编辑的文化品格。这些措施渐渐有了成效，一批新的读者、作者靠拢过来。也就在这时，任火与这份刊物相遇，后来他把当年的感觉写进了《让生命化作一缕文化阳光》一文。

　　我与任火有了联系，是在他为“自题小像”栏目写稿前后。“自题小像”是一个新栏目，它面对的是中青年编辑，由作者用随意甚至调侃的语言来谈身为编辑的境遇、思想、情感，体现出色彩各异的人生旅途与心路历程。任火的这一篇题为《寻找支点》，发表在1995年第5期。从这篇两千字的短文，我深深感到了他心中流淌的激情与手下深厚的文字功底。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道：“西方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是的，支点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有了编辑工作这个支点，我感到灵感与力量都属于我！然而，渐渐地，我又感受到一种危机，一种恐慌——浸泡在别人的智慧之中，固然是一种乐趣，可也有被淹没的危险啊！除了甘于作嫁外，我是否还应该再做点什么？做什么呢？我有些茫然。在迷茫中，我又一次开始寻找——新的支点。”追求、抱负、情怀已经跃然纸上了！我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当时谈过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但任火电话中传出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却至今犹在耳边，同时记住的是通电话时所在的那个房间。当时出版社老楼已经很挤，于是在附近小巷的一个小旅店里租了两间房子给我们办公，相邻的是一拨拨从乡镇来的生意人。有两年光景，我们就是在隔壁不断传来的男女嬉闹声、打扑克声、电视机声中看稿子、编刊物的。

　　尽管条件不好，但工作还是认真的，不敢说是如何要为中国的编辑事业作贡献，只是一个信念：既然由我们来做就要努力做好。后来读任火的编辑论系列，深为他对编辑事业的满腔激情以及倾力推崇而敬佩，尤其他在《主编论》中更提出“主编是一面旗帜”，“主编是一种文化象征”，“主编是一种文化人格”，“主编是时代的弄潮者”，“主编是文化的精灵”，回眸之下，我也是主编，但只能说什么也不是。我承认我和编辑部的同仁是敬业的，但所敬的大概是职业而不是事业，起码我是如此。这些话不是现在才说，有一年出版社召开各部门述职会议，我在谈了我们的工作及打算之后接着讲：“我的态度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然是和尚，就要把钟撞好、撞响。因为你不是方丈，建庙、塑像你管不了，也不必管。但是，如果人人都撞好自己的钟，那么，我们就可以钟声嘹亮，秩序井然，香火旺盛，寺院昌隆。”会后，一位参加会的老领导对我说：“你这是消极的态度，积极的工作。”是否如此，我无法评价，但我仍认为现在的许多事之所以没搞好，就是由于该撞钟者不去撞、不会撞，甚至乱撞，更有甚者则是想通过撞钟谋取某些不该谋的利益。许多朋友多次肯定我主持《编辑之友》时的工作，认为我在推动中国编辑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等等。可说老实话，我当时实在没有那么大的气魄和那么高的目标。

　　正如前面提到的，出于改革刊物的初衷，我主持刊物时是很注意发掘新人，在刊物上让各种观点“兼容并包”的。任火的系列文章在这里一路绿灯连续推出，只是其中一例而已。现在想来，这倒是一个刊物主编应该坚持的态度，尤其是包容各种观点、各种文章。这一态度及做法在业内受到了欢迎。在一次编辑理论研讨会上，一位江苏的与会者就曾公开以我刊为样板批评同类刊物中有的刊物是“派刊”。我能够较自由地决定文章的取舍也得益于当时的环境。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是主办方的领导也不怎么管我们，刊物如何编我可以全权定夺。事实证明，这反而是好事。试想，如果上面老有人指手画脚，那主编的“旗帜”、“象征”、“人格”之类，也许就只能是说说而已了。老实讲，连出版界铁定的规则“三审制”我们也是不执行的。“三审”起码需要三个人，可有段时间编辑部里真搞编辑工作的只有两人，怎么三审？编这种刊物会逼你去关注编辑理论、去思考问题，而认识则往往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例如，正是编刊加上以往编书的实践，使我产生了对“三审制”的某些不恭敬的看法。在出版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三审制”是从前苏联学习的一套做法，而它的本质只是“官本位”的体现，根本不符合出版规律，再查查历史资料，更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审制”已经与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原义相去甚远。这一看法我在大连的一次编辑学术会上讲了，当即引起轰动，以至会议的主持者、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当晚就约我去谈这个问题。刘杲果然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他认真听了我的看法，虽然不可能表态赞同，但他在会议的总结中对“三审制”的提法成了“原则上实行‘三审制’” 。

　　刘老的谈话促使我对三审制又进行了点儿研究，形成了更完整的看法，1999年冬在《编辑之友》上发表了《三审制，并非简单的话题》一文。

三

　　任火的文章从最初就属于“有争议”之列。有人说这不像论文也不像散文，当然，这主要指他的“编辑论”。对“编辑论”我当时不是没有自己的感觉，就在刊出《编辑境界论》的那期上，我在“主持人絮语”中写道：“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文作者今年已连续在本刊露面了。文章如何，当然是见仁见智。作为第一读者，倒是觉得本篇中的情感似乎太多于思辨了，自然，这也是与作者的前几篇相比。”后来的发展是任火的情感倾注于他的编辑论系列，而对编辑的理性探究则完全放在了另外的文章中。看看《编辑独语》就可以清楚地感到，就是在纯粹的理论研究上，任火写的文章哪篇够不上名副其实的论文？比起那些为评职称、评奖而炮制的“泡沫论文”，任火的文章不知要强多少倍！在当今的中国编辑界，特别是科技编辑界，可以如此集两类文章于一身且达此境界者，迄今为止大概也只有任火一人。

　　任火的研究是引起反响的。这种反响并不仅仅表现在有人写几篇书评上，在现今中国，那种捧场式的书评多了，有谁还会真当回事儿。任火文章的反响在于它确实能够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我不妨举个例子。大约是在1998年初，时任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张伯海应邀来山西讲学。席间，张伯海对我谈起了《编辑之友》，大意说最近有些内容很不错，中国期刊协会办着一个文摘类刊物，应该以什么为核心，他一直在思考，读了《编辑之友》上谈编辑人文精神的文章，很受启发，那份刊物的思想核心就应该定在人文精神上。他虽然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我清楚，这就是任火写的《论编辑的人文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任火的文章也越来越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高校学报界。2000年初春，我去东北大学参加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的一个会议，用餐时，同桌的几个人与我谈起了任火的文章。坐在我旁边的是青岛大学的李天恒，他说有人认为任火的文章好读但不好懂，我不知怎么一下子想到了一个比喻，于是就说：“鸟叫得好听，人们就爱听，那么谁听得懂鸟叫什么了？没有。可是听了还是感到愉悦，因为这种鸟叫使人受到感染，调动了一种情绪。文章能表达一种情绪也是很了不起的。”会议结束后，我拜访了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的安造计。他在某些方面与任火相似，从外表看，是那种掉在人堆里根本显不出来的一类，但写出文章来却颇具文采。在我与他们编辑部几个人闲聊中又扯到了任火，我就又把上面的意思说了一遍。在我只是闲聊，但安造计却是个有心人。我刚返回太原，他的一篇别致的文章就飞到了我的案头，这就是《任火是一只鸟儿》。我当即把它赶发在《编辑之友》2000年第3期上。或许是从这儿引发的联想，后来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的于洪飞在就《编辑独语》写感想时仍用了鸟的比喻，题为《欣赏一只鹰的心灵与飞翔》，这已经是2003年的岁末。于洪飞是学农业的，好像还是博士，彪形大汉，豪爽好客，一副关东人的作派。在沈阳会议期间，他邀我们几人在朝鲜人开的酒吧“唠嗑”，所以印象颇深。读了他的这篇文章，我为之一惊！没想到在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里竟然还饱含着一腔诗人的浪漫。我建议他把稿子投到《中国编辑》。那阵儿我正在参与这份刊物的创刊工作。稿子当然受到肯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编辑》执行主编邓子平。记得他还讲了这样的话，任火是河北的，对河北的人才咱们更要宣传！虽说这似乎有些“地方沙文主义”，但可见其真性情。在他的关照下，《中国编辑》以突出的版面刊发了这篇文章。现在，又是邓子平对这本评论《编辑独语》的《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给予全力支持。对于一个“不权威”、“有争议”的年轻学者，能采取这种态度是很不容易的。

四 

　　我和任火见过几次面。第一次是1998年在北戴河，我参加晋冀鲁豫出版研讨会。他碰巧也在那边开会，于是，我就约他来谈谈。虽然在这之前编发过他的多篇文章，通过信也通过电话，但一见面，我还是难以把眼前的他与想象中的任火统一起来。古人说文如其人，我想也该人如其文吧，能写出那种激情文字的该是个浪漫才子。然而他不是，更谈不上是帅哥：中等身材，一副憨厚的样子，讲话还有些许腼腆，如果说这是县炼铁厂的技术员还差不多。在我们住处的院子里，我把他介绍给其他省的同行，因为我给会议带去了刊物，他们可能刚翻过上面任火的文章，所以一说就知道。然而任火走后，山东一位女编辑对我说：“这是任火？不像。”可见如此感觉者非我一人。那天下午我与任火一块儿去了鸽子窝，就是毛泽东吟诵“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地方。我们在海边边走边聊。他讲自己的经历，讲在兵团时的艰苦、讲身居塞外的寂寞、讲北京上学时的理想、讲奔赴唐山时的无奈以及当了编辑之后的感受。他讲起有一次游泳如何发生意外，差点送命，后来有人提醒他不宜玩水，因为名字就犯忌讳。讲到这儿，我俩都笑了。谈到现在的生活，他说因为家就在学校里，所以星期天也去办公室。这话当时我没在意，但后来发现还真是如此，这些年我多次在星期天与他通过电话，一问，他准在办公室。

　　任火绝对是够得上勤奋的，也许这动力在于他的“寻找支点”。就《编辑独语》一书来说，大致是1996年至1999年间所写。也许有人会说，这有点太慢了吧？可是，别忘了 ，任火要编两份刊物——学报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然后还要思考那么多问题，再写那一篇篇文字，平心而论，并不容易。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对于当今精于炮制“著作”之道者来说，动辄弄个二三十万字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别的领域不提，就说编辑研究，堂而皇之的书也不少，可真让人感到是那么回事的又有几本？至于那些通篇老调重谈的“论文”就更不用提了。而任火却绝不是如此。他的每一篇、每一字都是真正的“独语”，是独自之语、独特之语、独立之语。

　　我刚读过周国平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书中写到圈子中流传的一句名言：“别人写东西像撒尿，周国平写东西像射精。”这“脏话”是人民出版社的方鸣讲的。我跟方鸣打过交道，也编发过他的文字，以他那新锐的思维，我相信他会拥有这话的“著作权”。提到这些，是我突发联想，如把这话“盗版”到任火身上，不也照样合适吗？

　　有人曾对我讲，别看任火文章写得好，其实他编的学报一般。我不知道这一般指什么，是差错多、内容差还是地位低、名气小？我想该是后者。如是前者就不是“一般”而是“很差”了。如是后者，那倒是很正常的。在现行体制下，决定学报地位、名气的是刊名中“学报”前的院校名，编刊者的努力固然可以提高刊物质量，然而影响不到学报的地位。同样的人同样的表演，舞台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编辑界。虽然就我所知，任火编的学报在省以上的几次评比中成绩甚优，但也绝不会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学报——起码在当前是如此。然而这不妨碍任火在编辑工作上的钻研与业绩，看看他写的那些“主编絮语”、“编外随笔”，就是放在一流大学的学报上也毫不逊色。读他的这些篇什，我想到了另一本书，那就是沈昌文的《阁楼人语》，这是他主持《读书》杂志十多年所写的“编后絮语”的选编。沈昌文称这是编刊时“自己写的鸡零狗碎”。拿他与任火的“鸡零狗碎”相比，可以看出虽风格不同，但显现的都是编辑的眼界、气魄、学识、人格，体现出的编辑功力是相通的。如果说有区别，我看任火笔下更多一些尖锐、深刻之句：“文者，不平之鸣也。心怀不平之事，方有为文之意，为文之人。”“功必择险，举务摧坚！在科学事业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思无邪，则无为。”“思邪乃智者之所为。”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计天下利，求万世名，若无霸气，何堪以论？珍视自己，立志高远，睥睨万物，陵轹直前，何事不可成乎？”这些议论也许有人会觉得偏激甚至刺眼，或者说离开了具体的编辑工作，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它触动了你的心灵，引发了你的联想与深思。

五 

　　任火写编辑，完全可以用“推崇备至”来形容。歌颂编辑的文章多了，而他达到了一个至极，甚至使得你感到了一种神圣和高不可攀。这种感觉促使我写下了那些赞叹、敬佩的文字，但从心底却又怀疑是否真就如此，是任火把一切弄得太理想化、浪漫化了呢？还是自己对编辑热爱不深、资历不足、修养不够乃至境界不高呢？我在不断地思考这一问题。

　　行将从编辑岗位退休的我，自认为还当得起“敬业、资深”，敬业虚一点，是否称得上该由别人评价，但资深是实的，那是春秋的更迭、日月的积累。回顾自己的编辑生涯，似乎应该从中学算起，那时我曾任校报副总编，这可是实际干事的差事，因为总编是当校团委书记的老师。当年的“编辑同仁”后来都不知去哪了，有联系的只有一位，就是后来当了新华书店全国总店总经理的邓耘。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进入新闻出版领域，期刊社、报社、出版社，一晃就是近30年，如果加上客串过的广播、电视，可以说涉足了除网络外的所有现代媒体，对编辑的体验不会没有，可也没达到《编辑独语》中论述的高度。平心而论，我倒认为编辑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职业，一个自己还勉强可以从事并以此谋生的一种行当，对于过高的推崇与过低的贬损都是不必当真的。

　　历史上的不论了。当今有人就讲“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说这话者我印象中有两位——上海的雷群明和湖北的王建辉。虽说他俩都是我敬重的朋友，但对他们的这一观点我却始终持保留态度。同样态度者也不止我一个，湖南的周实就是一位——这儿提及的三人都是很有造诣的编辑。说编辑职业最好，我想大约是因为他们编辑有成就、学术有成就、做官也有成就，于是感觉良好。如果曾干过编辑而又离开干了别的最终又有大成就者——这类人多了，往大说许多领导人干过编辑，往小说不少作家、学者也干过编辑——大概会认为后面的职业才是更好的吧？

　　也有人认为编辑是最苦的差事，还有过“惩罚谁就让谁去编辞典”的说法，而且是外国人讲的。中国最常见的就是感叹编辑终日辛苦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看法我认为也未必恰当。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职业何尝不是在为他人提供服务、“作嫁衣”呢？而感叹于“作嫁衣”者，隐含于其后面的倒是一种心态上的不平衡，是在与出了名有了利的作者相比，而这样比的人中的大多数又是本来就缺乏比的资本的。本来嘛，任何一行都有其可称道之处，也有其不足称道之处，任何一个人从事某一行也都有其出于本愿之处和机缘使然之处，以平常心待之或许更好。如果从目前的现实而论，编辑的社会地位以至个人待遇还是可以的，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使劲往里挤了。是苦还是乐，是一口甘饴还是一井苦水，全在自我感受。“心中有佛佛自在”，应该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常讲事业，讲事业心，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为什么事业而奋斗。但走向社会，才渐渐明白事业只是憧憬只是希望，需要面对的倒是把这个词分开，做什么“事”和从什么“业”。从这种最低的标准看，做编辑这个事与从编辑这个业还是不错的，它可以使你不断地保持求知欲和部分满足创造欲，使你常处于一种新和进的状态。无论是你有幸进入这个行业还是不幸当了编辑，都会在人生的这段时间有所收获，于个人于社会都使你感到自己还是做了点什么，减少了一些虚度的成分。如果说这一职业还好，恐怕也仅在这一点上。

　　任火的编辑研究表现在用奇绝的文字大大提升了对编辑精神、编辑品格的认识，使编辑成为一种概念、一种信仰、一种美的化身。尽管这种升华与现实终究有距离，但不妨碍它成为一片星空、一曲乐章，在你奔波疲劳、身心疲惫之时送上抚慰，带来安宁，增添几分自信与责任。

　　我想，就这也够了，也值了。

六

　　《编辑独语》也许算不上准确意义上的编辑学著作，但它的出现却与编辑学研究或者说编辑理论研究的发表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有规模地兴起的这些研究提高了编辑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推动了编辑对自身工作的思考。虽然在实践层面上还难说有超越前辈的编辑家，然而在思想层面上却绝对是超越前贤、史无前例的。

　　这些年来，为推动编辑学研究，一批德高望重的前辈身体力行、不懈奋斗，其人品、学识、精神、业绩均使我常怀敬慕。随便举一位。陈仲雍，我和他谈不上熟悉，但2000年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发言的情景却至今难忘。那天他讲了很多也很激动，然而当他的发言在刊物上登出后，他却离世了，我成了他最后一篇编辑学论文的责任编辑。回顾1980年时，是他发表《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一文，发出了改革开放时期研究编辑学的最初倡导，不禁使人感慨万分。正是这样一些人的努力，才有了编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1990年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始列上了“编辑学”的条目。但是如果认为编辑学就建立起来了，恐怕还不能这么说。一个学科成立的标志一是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二是形成固定的课题和成熟的研究方法。以此衡量，要让编辑学真正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年来，编辑学的研究可称得上成果累累。编辑学者邵益文就收集了几百册相关的著述，而仅在书名中有“学”字样的也有七八十种。编辑学研究平均每年出4本“学”，满可以为之自豪了。不过，成果多了难免鱼龙混杂，也许是出于急于建“学”的好心，有些著述东拼西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当然嘴上还是要说好，再不济也得说个“不容易”——这好像还是鲁迅先生教过的法子。最近就翻了一本也冠有“编辑学”的大著，其中把一些时下实行的管理办法（例如图书评奖）也列为专章专节，这真使人一头雾水，既谓之学，当是一些具有普遍性持久性规律性稳定性的东西，如果交通规则就是交通学，是不是也太简单了点——尽管这本“学”的作者也是我敬重的一位朋友。

　　按照一般理解，主编什么刊物自当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至少也该是行家。但我不是，而这不是也正是可以编这份刊物的基础，这好像也有点普遍意义。沈昌文说他主编《读书》是因为无能、无为、无我，这真是谙熟个中三味之言，我心深服之。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也会产生点儿看法想法，自然是够不上学问的，更何况这种看法想法往往会走向找问题挑毛病的一端。2003年的一次编辑规律研讨会上，我也提交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有人说这是提出了质疑，我说不是，质疑是认为别人说的不对，而我没认为别人不对，只是对别人的研究自己没有理解。不过，如果编辑学的研究连我这种好歹也是圈子中人都不理解，大概不能说不是问题。

　　就这些年的编辑学研究，我提出要注意其“玄化”和“泛化”的倾向——后来一想，并不限于此的，如果用“化”来归纳，还可以再罗列若干化的——所谓玄化，是指有意拔高、故弄玄虚；所谓泛化，是指外延泛滥、包罗百象（说万象怕人认为太过）。这也是有感而发。就以我编发过的文章为例，有人提出编辑学需要从人的大脑研究起，提出大脑中有一种编辑机制，一切思想都是编辑活动的结果。这是不是有点玄了？有人提出编辑企业家化的命题，还说这应该是编辑学的一个分支。这不仅把编辑混同于出版人，而且比那吵吵了十多年的编辑学者化又扩充了一步，是不是太泛了？有的命题看似不错但经不住推敲，如有人提出“编辑与读者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好像也蛮有道理，但推敲一下，“医生与患者的矛盾是医疗活动的主要矛盾”，能成立吗？还有人把规范化问题提到了过分重要的地步，把一些讲规范的内容罗列到一起，也命名为某某编辑学等等，这种看似热闹的编辑学其实只会使人感到肤浅和勉强。对我的这些看法不同意者肯定有之，赞同者也不少，江苏一位研究者蔡克难在一篇批评编辑学研究现状的文章中就指名道姓地肯定了我的观点。

　　据我所知，蔡克难文章的发表也是不顺当的，原因是他的批评之语让有的人不高兴，这事折射出一种现象，编辑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就有厌恶批评、压制争论的苗头了，如此下去，只能是编辑学发展的悲哀。一个没有争鸣的学科是难有创新的，而没有创新的学科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个道理谁都会讲，但一遇事实就有些叶公好龙，只怕乱了阵脚、否定了大好形势，实在令人遗憾。至此，我忽然想到，为什么在一些人还热衷于营造理论体系的时候，会有人认为需要出思想了——资深编辑、长期主持过一个知名出版社工作的胡守文就曾如此疾呼。

　　编辑学研究需要思想、需要理论，而这一切的建树都必须有更多的新人参与。试统计一下近年来的成果，编辑研究后继乏人的苗头已经出现，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更应该欣喜《编辑独语》的问世。这里孕育着希望、昭示着前景、体现着一种精神——现代编辑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鼓舞编辑不断精进，推出优秀的先进文化成果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中国的编辑科学也是必要的。

　　任火的研究引起关注，在我是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之中者是相信它的价值，之外者是未料及如此广泛而热烈。更未料到的是有人竟能下如此的决心、以如此毅力组织相关文章汇集整理出版，他就是一生献身编辑工作至今退而不休的老编审高起元。出于对他的敬佩，我也应约写下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文虽属速朽一类，但能襄其盛举，还是极高兴的，因为我相信，高起元用一腔心血奉献给中国编辑界的将是又一簇鲜花，又一道彩虹。鲜花会枯萎，彩虹会消失，但留在记忆中的痕迹会存在，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