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示：要关心老干部，没有一个北京医院不行。急调回京的林钧才，开始了如履薄冰的走钢丝生涯

    在全国，由毛泽东亲笔题写院名的医院只有一家，这就是北京医院。 

    位于东单大华路南端的北京医院建于1905年，时称德国医院。抗战胜利后，更名北平医院。 
 
    1949年，一支由延安中央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的军医组成的精干队伍，奉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命令接管了北平医院，改名北京医院。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她题写院名。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是人所共知的中共保健医院，我国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中心。
 
    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6月11日，林钧才辞去桂林越南干部医院院长之职，就任北京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将近半年迟迟没有报到，因为深知，此时走进北京医院意味着什么。
 
    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医院早已面目全非。
 
    在“造反有理”的鼓动下，一些人恶意篡改了毛主席对北京医院开门办院的指示，叫嚷要“彻底砸烂老爷医院”。1966年8月，造反派夺了领导权，医院工作陷于瘫痪，随后改名东单医院。1967年3月，医院实行军管。
 
    重要的医疗设备被搬走，保健办公室被撤销。2/3的保健对象实行划区医疗，工作人员分别调走，227名业务骨干下放甘肃或去“五七”干校。医疗保健工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保健组织只剩仅有几个护士的“会诊室”。一大批老干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及时治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北京医院连续发生了几起医疗事故：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因救治不及时相继去世。总理不到10天内，接连参加了两人的追悼会。
 
    12月8日，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因得不到应有的保健护理，在病房跌倒，脑出血致死。    
 
    周总理心情十分沉痛。他严厉地责问军宣队负责人：“为什么突出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中去？不懂业务，为什么不依靠技术人员？不能老让我来参加追掉会嘛！”
 
    总理郑重指示：要关心老干部，没有一个北京医院不行。一定要把北京医院办好！
   
    1972年4月20日卫生部召开会议，重申北京医院是中央保健医院，是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中心，传达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加强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北京医院的建设。
 
    这，正是林钧才被急调回京的原因。   
    
    此时的北京医院，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主要的服务对象高龄多病，身心在“文革”中遭受摧残，许多人尚未“解放”，医疗保健工作中充满了政治因素和不可测风险。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保护他们的健康，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
 
    静下心来，林钧才反复理解毛主席对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的批示，和周总理“办好北京医院”的要求，认定北京医院的重建目标是：在开门办院的同时，努力恢复和加强医疗保健体系。为此，必须尽快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医院机构、规章制度、技术队伍。
 
    高干保健工作交织着复杂的政治斗争，犹如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林钧才像一个初上战场的新兵，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幸得周总理为他配备了一个“专家型”领导班子，其中的主要成员有吴氏兄弟中的吴蔚然，著名外科专家；还有口腔科专家韩宗琦。他们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深谙高干医疗保健的底蕴。
 
    林钧才要来他过去在协和医院的老搭档董炳昆。董为人正直，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又提升内科年轻有为的医师耿德章，专管高干医疗保健。加上原在岗位的智军、马苏高，组成革命委员会。

    这套班子，成员各有专长，同心协力，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冲击和干扰，医院恢复重建工作迅速展开：军宣队一周内撤出医院，连队体制改回科室、支部，配备了科主任、支部书记和护士长，临时抽调的技术人员一律归队。
   
    此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清队、清查中，北京医院共查出97人。经过审查定案的反革命14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22人，受党内处分的34人，受行政处分的39人，被逮捕的4人。其余尚未定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凡是进入北京医院工作者，都须经过严格的政审。这么多的清查对象及其定性，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林钧才与班子成员商量，决定撤消专案组，消除派性，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查无实据的，一律解放；院外拘押的，全力疏通，求得释放。

    有位顾惜春医生，被诬陷与造反派共谋，抢救不力，致康生小姨子苏梅死亡，被逮捕入狱，关押五年。

    解铃还需系铃人。林钧才通过保健系统的关系，千方百计求得康生同意，顾惜春得以在这次落实政策中平反昭雪，恢复了自由。

    内科医生蒋葆生被派给林彪作保健医生，九.一三事件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起来。这次也是通过保健系统同志的斡旋努力，获得释放。

    林钧才深知，医生的职业风险很大，在这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做高层保健工作风险更大。能够挽救一名同志，定要尽到最大努力。

    经过大量复审工作，87名同志得以平反。其间阻力重重，屡遭风险，但最终保护了同志，巩固了队伍。下放甘肃、“五七”干校的277名骨干，也想尽办法调了回来。
   
    “文革”中被砸烂的北京医院，人心渐趋安定，元气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