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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革”中的高干病房
http://www.zgkw.cn    胡果
 
        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要领域。深居大院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成为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水银柱、风向标
 
        “办好北京医院”的指示,包含着周恩来为保护干部、解放干部所做的不懈努力与良苦用心。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双方斗争的重要方面。
   
        “文革”一开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就叫嚣建国后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砸烂旧政府,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被打倒,或者靠边站,有些还被关进牛棚,投进监狱,造成乌云遮天的混乱局面。
   
        周总理坚决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
   
        他在多次讲话中说,建国后17年,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周总理反复强调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不能够排斥老干部。
 
        “文革”初期,周总理就保护了贺龙,保护了因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冲击的陈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保护了王震、余秋里、谷牧,保护了因为造反派天天批斗身体难以支撑的20多位部长。有的部委领导,总理先后把他们接到中南海休息,还把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一些省市领导也接到北京,或安排在招待所,或住进医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排除“四人帮”的阻挠,批判极左思潮,为解放老干部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一定成果。
   
        1972年4月,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得病去世。总理既悲痛又震惊。他立即与其他国务院领导商定,通知凡在“五七”干校劳动的、遣送到其他地方劳动的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回北京,普遍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困难要及时加以解决。卫生部立即安排了10家医院,负责为这些部级干部检查身体。有些干部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没有再回“五七”干校劳动,有的还分配了适当工作。
   
        北京医院的恢复重建,使“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冲掉的党内高级干部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以恢复。这里,也成了周恩来保护老干部的大本营。
 
        深得总理信任的林钧才深知总理苦心。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勉力周全。
 
        根据中央保健委员会拟定的第一批名单,314名部级以上干部转回北京医院体检,做到有病早发现,早治疗。
   
        奉总理之命,一些重要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民主人士,北京医院专门派医护人员把他们秘密接回来,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其中,直接向总理报告健康情况的有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以及各省市第一书记,还有郭沫若、傅作义等知名人士。
   
        为了保证住院病人的安全,林钧才拟定了几条纪律:
   
        严格按照保健委员会名单收治病人,医院不自作主张。
   
        医护人员对病人做到“四不”,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传的(话)不传。
   
        对病人一律看待,不得歧视。重要病人如朱德委员长,政治局有专门小组在场及时听取病情报告,批准治疗计划。
   
        这些措施,保护了病人,也保护了医护人员。
   
        恢复并强化北京医院医疗保健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办好北京医院的根本。周总理要求北京医院在医疗工作上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他亲自作出表率,无数次到北京医院,听取病情报告、治疗方案,看X光片、手术解剖图,重大手术还要亲自到场。
   
        在总理身体力行的激励下,林钧才拿出相当多的时间,亲自参加会诊、手术、抢救,有时通宵达旦,很紧张也很辛苦,却学到很多知识,锻炼着辩证思维和风险判断能力。
       
        通过这一切,林钧才直接体察、及时改进领导和行政管理工作,做好后勤保障,力争各个环节不出纰漏,真正实现万无一失。
   
        建立北楼高干病房,是林钧才到北京医院后主持的一项重大工程。
   
        其时,北京医院276张病床,三分之一改为普通病床。随着重建工作的开展,保健名单的扩大,出现了高干病人住院难的情况。
   
        情况汇报上去,周总理指示,在北京医院建一幢新楼,要耐用、经济、朴素,作为高干病房。并从11个省市选调58名骨干医生,充实现有保健人员队伍。
   
        新楼1974年底竣工,共80张病床。根据总理指示,收治对象为国家高级干部、高级民主人士和外国首脑、一级外宾,俗称“三高”。
   
        这,就是“文革”后期政治风浪中惹人注目的北京医院北楼高干病房。
   
        楼建好了,却没能立即使用。
   
        此时正值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高潮,在北京医院呈上的请示报告上,江青大笔一挥,写下一行字:新楼老爷能住工人为什么不能住!跟着她划圈的人附注: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这样的批示,令人啼笑皆非。林钧才只好耐心等待。
       
        不久,邓小平复出工作。林钧才抓住机遇,把报告直接呈送到他那里,迅即得到批准。1975年10月,新楼全面开放,收治的第一位病人是董必武老。
   
        北楼的投入使用,不但使高干住院难得到缓解,也让普通病床扩大到347张。
   
        要为老干部提供安全可靠的医疗技术保障,必须要有坚实的医疗技术工作基础,健全的技术队伍和严密的医疗组织制度。
   
        林钧才紧锣密鼓,连走几步棋:
   
        发挥老保健医护人员的作用。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有着丰富的医疗保健工作经验,对老干部有深厚感情,依靠他们进行传帮带,逐渐培养新人。
   
        补充专科人才。选调中年技术骨干,调配青年住院医生,形成综合技术效应;改专职保健制为轮转制,打破“院中院”和保健工作神秘化。
   
        健全保健办公室。成立指挥中心,设立医生护士值班一线、二线制,一线不离岗,二线随叫随到。对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重点保健对象,组成精干的医疗组负责专门医疗护理。
 
        保证出诊、急救人员及救护车常备不懈。定期检查设备,清点、更换、消毒,经常进行急救演习。出诊包由值班出诊医生专管,司机要熟悉首长住址。一次,华国锋发生心肌梗塞,救护组一刻钟内赶到住处,成功完成了抢救任务。
   
        实行院长轮流担任总值班。林钧才在办公室里搭了张钢丝床,晚上也睡在医院里,保证对重要的危重病人24小时内随时掌握情况,随时准备回答中央领导的提问。
   
        周总理就常常夜里到医院来。身为院长,林钧才必须向他汇报他想要看望的病人的情况。回答要求简明确切,不能使用“也许”、“大概”之类的词语。
   
        “文革”后期的高干病房深居大院,与外面的世界隔着高高的围墙,却是当时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水银柱、风向标。
   
        1974年1月25日,首都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接踵而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波及北京医院。因病住院的许多老同志无辜被牵连,被视为周、邓的社会基础,右倾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被批判、被揪斗。
   
        北京医院成了“四人帮”窥伺的目标。
   
        王洪文亲自查问,北京医院住了些什么病人,不要让他们小病大养。查问为什么不撵万里(铁道部长)出院,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是谁介绍住的院,谭启龙(浙江省委书记)生什么病住院,周荣鑫(教育部长)住院是谁批准的?
   
        这些同志都是重点批斗对象。“四人帮”下令,凡被点名批判的部长级以上干部住院,需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原定的名单被废除,要求每月报一次住院干部名单,医院不得阻止病人单位到医院审问批斗对象或召回单位接受批斗。
   
        北京医院在周总理的教导下,对老同志很有感情,对他们当前的处境抱以深切的同情,知道在这种非常时期,医院是唯一可以保护他们的地方。广大医护人员冒着风险、想尽办法,把这些老同志收进来,保护好,利用急诊入院、抢救、夸大病情、延长出院等方法,甚至用医学专业术语,去应付那些整人的人。
   
        为了防止到医院揪斗病人,对重点病人实行对内控制,成了北京医院上上下下不约而同的行为。从大门警卫到病房保卫,统一口径,一致对外。
   
        比如,说万里两下肢脉管炎严重,需要截肢,保护他住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说周荣鑫患急性心肌梗塞充血性心力衰竭,处于临界状态不能出院。
   
        万里后来对林钧才说,是北京医院千方百计保护了我,感激不尽。
 
        这些不合时宜的举动,自然惹恼了某些人。
   
        卫生部领导阴阳怪气地指责林钧才说:“北京医院有一股势力!我去看病连看门的都敢拦我的车子,不让进门。走资派看病畅行无阻,我拿五分钱的药都很难!”
   
        江青则气急败坏地斥责,北京医院是走资派的防空洞,避风港。    
       
        既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又要保护好医护人员,还要与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是整个政治气候周旋,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林钧才不怨无悔。这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兵有种直觉,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有一天会显示出价值。
   
        住在这里的“病人”们,风格各异。
   
        王胡子王震将军生性豪爽,在这个特殊年代的藏身避祸之地,也不改直言仗义的秉性,对看不惯的就要说。
   
        一天,有护士跑来汇报:王震正在病房里大骂江青。问林钧才怎么处理。
   
        林钧才放下手中的书,话音不高,语气却很严厉:“今天你说的这些话,我没有听到,你也不要再对别人提起。今后,类似情况,一概不听,不传,也别汇报。”
   
        邓小平、卓琳夫妇结束江西的流放生活回京后,总理亲自安排,也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面对这对老人,林钧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亲自安排,在医院西头的老德国楼腾出一间不显眼的病房,10平方米大小,放上两张单人钢丝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旧沙发。
 
        邓小平的医疗护理由专人负责,病历和各种检验单都用假名或代号,严格谢绝外来探视,保证绝对安全。凡与邓小平的医护工作无关的人员,都不知道他住在北京医院。
   
        邓小平夫妇俩话语不多,也不走动。平时,邓小平就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报,或者闭目养神。有医护人员进出,他会抬起头来,用眼神打个招呼,依然没有多少话。
 
        不久后的1975年1月,邓小平奇迹般二次复出。
   
        此时正值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危难之际。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受周恩来之托,开始了与“四人帮”极左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拉开了整顿序幕。
       
        难以知晓,在北京医院闭目养神的那些日子,这位伟人都思考过什么。只是,风雨飘摇的共和国,从此于沉沉阴云中透出些许让人期待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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