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屡屡被西方冒险家、殖民者染指的东方宝石，真正捧在了中国人手中！

    27军80师卫生处长林钧才其时29岁，已是历经12载硝烟洗礼的老兵。

    上海战役前夕，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组织起草了《入城守则》，明确要求部队进城后不入民宅：“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胜利之师睡马路，引起了世界性震惊——我军露宿十里洋场街头的照片很快出现在香港及欧美报纸的头版。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载文说：“各项消息指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那就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一个旧时代结束了！

    躺在大上海清晨微寒的马路上，林钧才的头脑既兴奋又清醒。

    十来年戎马倥惚，转战南北，不正是为了这样的早晨——宁静，和平，清新，茜红的曙色悄然铺满每一寸土地？！

    革命形势摧枯拉朽，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眼前，是栉比的洋楼，斑斓的霓虹。对于这些，林钧才并不在意。真正搅动内心的，还是那个深藏多年的梦想——上学。建设新中国，首先要有知识。战争年代不具备的一切条件，现在全都迎刃而解了！

    他悄悄翻了个身，对新生活的憧憬填满了整个胸膛。他怎么也想不到，命运将把他很快投到另一个战火纷飞的战场，并且是在陌生而遥远的异国……

    林钧才生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在无意中与主席并排而坐。

    关于援越抗法，毛泽东：“我们的革命胜利了，就要帮助人家，这就叫国际主义。”刘少奇：“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朱德：“在那里打仗不能照搬我们的办法。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

    突如其来奉调出国，目的地：越南，主要任务：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支援越南人民抗法斗争。

    这实际上也是新中国的首次国际援助。

    与后来的抗美援朝不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援越抗法行动，多年来一直被保密在极小的范围内，鲜为人知。关于它的前因后果，此处按下不表，后面再做详解。

    单说这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

    1950年4月，韦国清遵照刘少奇指示，向各野战军领导请示选调干部组织军事顾问团一事。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就选调顾问团各级顾问、工作人员及物资准备等事项，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达命令，一批有一定实战经验与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很快集结完毕。

    这批干部共59名。其中营职33名、团职17名、师职6名、军职两名、兵团职一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281名，构成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整体。

    为方便工作，团部人员全部从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选调。三野27军80师团职卫生处长林钧才，奉命担任顾问团卫生顾问。

    紧接着，中央军委电令赴越担任顾问的团以上干部迅速到京，等待中央首长接见。

    林钧才永远记得这一天——1950年6月27日。

    一大早，团长韦国清率他们一行十几人走进中南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左弯右拐，最后跨进一处四合院，门楣上三个字：颐年堂。

    原先只知道首长接见，去哪里，要见谁，一概不知。现在看见“颐年堂”几个字，林钧才方才醒悟，将要接见他们的“中央首长”，究竟有多大。

    大厅里陈设很简单，一行人在一圈椅子上分别落座。

    冲着大门处是一对沙发。由于年轻，当时也没想更多，林钧才就近坐在了右边的沙发上。左边的那只沙发一直空着，直到毛泽东主席魁伟的身材出现。

    当时，并没有人组织安排，各人随意就坐。也可能大家都和林钧才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早已顾不上留意这些礼仪小节了。

    就这样，林钧才生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在无意中与主席并排而坐。当然，他绝对想不到，几十年后，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里，他会成为毛主席医疗小组成员；主席逝世后，他又参与担起了主席遗体保护的重任。

    话归正传。当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行走进颐年堂时，刘少奇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已经在屋里等着大家了。屋内还有一位女士——王光美。她一身浅色旗袍，端庄得体，站了一会就微笑着告辞了。

    首先致开场白的是刘少奇。

    少奇主席一身儒雅，说起话来却开门见山：“派同志们到越南去，是执行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不是一桩很美好的差事。

    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不了解情况，有困难，不太愿去，这也是自然的。中央明了大家的困难，为什么还是要大家去？因为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

    他顿了顿，接着说：“越南革命是东南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殖民统治最复杂的地方，也是物产最丰富的地方，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越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

    屋里一片肃静，大家都在静静地聆听、品味。

    刘少奇又说：“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有看不起人家的表示，不能摆大国的架子。同志们去后，除帮助越南建军、打仗外，要少发表意见。要注意少批评，多做示范，多提办法，让人家做决定，我们不要当主角。”

    正说着，一个魁伟的身影走了进来。

    毛泽东，毛主席！

    屋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短暂而细微，却又那么真切，犹如每个人心海中漾起的那层波澜。大家不约而同站起来，激动地看着稳步走来的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停下来，微笑着做了个手势，请主席先讲。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自然地坐在林钧才左手边空着的那只沙发上。他大手一挥，示意大家坐下，首先挨个问起了每个同志都叫什么，是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的。

    简单询问后，主席开始了正式讲话。

    毛泽东一开口就不同凡响：“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的革命先胜利了呢？我们的革命先胜利了，就要帮助人家，这就叫国际主义。”

    主席喝了口茶，从容地放下杯子：“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同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是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关系，宁可别做工作。近几年来，越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好，不要看不起人家。缺点谁没有呢？帮助人家胜利是最宝贵的。我们能请别人帮助，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助人家呢？”

    这一句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看似天马行空，实则意蕴深远。听着听着，思想感情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话语的抑扬顿挫起伏飞扬。主席的即席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既通俗又精练的好文章。

    接着，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一下越南的情况，回顾了一段中越历史交往，说道：“我知道，你们要去的地方很艰苦，会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要多准备克服困难，不要多做如意打算。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要急。云南、广西可以作为后方。你们到越南，可能旗开得胜，也可能有困难，但最后一定能胜利！”

    “我们帮助人家，还要帮助得好，这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要耐心等待。在越南群众面前，不能表现出我们是胜利者的骄傲情绪。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白。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要一周一次。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

    主席作完指示后，朱德总司令接过话茬。

    他的话不长，但很有针对性——

    “这将是一个长期、艰苦而且要保守秘密的任务。必须把它当成重大的国际任务，要不惜一切帮助他们到胜利。怎么做法？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因为条件不同了。”

    他特别强调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中国的革命战争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同时也靠自己生产武器。自力更生是我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我们有手榴弹，有勇敢，把它捏拢起来，这比大炮还要好！

    必须学会打既勇敢而又巧妙的仗，最重要的是巧妙，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无论如何要帮助越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

 ……

    时间过得真快。毛泽东看看大家，笑着说：你们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能够解决的一定解决。

    一群人互相看看，都感受到了主席话语中的关怀与真诚。有人提出了时间问题——当时刚解放，许多干部都没有手表，有的也大多是战利品一类的“三勤牌”旧表：勤上弦、勤拨针、勤修理，准头很成问题。现在去到异国他乡“顾问”军事，语言不通，准确的时间的确十分重要。

    还有人提出想要一杆钢笔。

    毛主席认真听着，转过头去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就是要一支笔，一块表吗？你就给他们。”

    刘少奇笑着说：“毛主席用毛笔，不也写一手好字吗？你们还要什么钢笔！”

    一屋人全都笑了……

    顾问团出国前，每人果然得到一只ENICAR手表和一枝PARKER钢笔，在战场上起到了枪炮起不了的作用。

    接见渐近尾声，毛泽东站起来，朗声说：“我们要改造世界，革命者要以四海为家！祝大家胜利，健康！”

    这次接见，永生难忘。

    可能是为了保密，这次重要的接见，除了顾问团成员，没有秘书、记录员和摄影师。因为是夏天，大家都穿着短袖衫，只有林钧才还是老习惯，笔和本不离身。他未经请示，也无人阻拦，聚精会神地听，飞快地作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留下了三位领导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这个蓝色布面的“前进日记”，他一直小心收藏。文革中抄家，东掖西藏，保存下来。

    回到当年。突如其来被任命为军事顾问团卫生顾问，林钧才深感意外，甚至有些惶恐不安。其时的他，只是一个师的卫生处长，以这样的资历去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做顾问，实在不敢想象。

    然而，当1950年6月27日走进颐年堂后，他希望换人或当配角的想法，都被这次庄重的接见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