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结束后，l950年4月我奉命调到北京，6月27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受命参加中国军事顾问团，任卫生顾问，赴越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

1950年9月11日胡志明主席在越北广渊接见军事顾问团和越南干部，做了重要讲话，他讲了越中干部要团结、要节俭、要依靠人民群众、要奖励战士、要努力工作、要遵守时间六个问题。他说：“越南同志要向中国同志学习，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地学习态度。中国同志不要说‘帮助’越南。中越干部要团结得像一架机器一样，每一个螺丝钉都要团结得牢牢的。”胡主席把顾问团的同志当成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讲话充满信任和重托。

胡主席像慈母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在战斗的间隙常来看望我们，不准我们白天行军，不让上前线，担心我们受伤。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同我们交谈。有一次他老人家风趣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就留在越南罢，我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越南姑娘。”对胡伯伯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我受宠若惊，不知所措，红着脸回答说：“胡主席为了革命年逾花甲尚且未婚，我不满30岁怎么敢想结婚呢。”胡主席笑着点头表示赞同。我差一点成为越南人民的女婿。

边界战役胜利结束后，ll月我们来到军医局（卫生部），武公说、黎文奉两位副局长代表全局，用歌声和篝火欢迎我们，我们很快就溶入这个团结、和谐、勤奋、简朴，节奏快，效率高的领导集体中。这里既是我的主要工作位置，又是我的全新学校。

武文谨局长既是一位学者（小儿科专家），又是一位有胆有识有才干的领导人。他思维敏捷，反应灵活，我们同工作、同战斗、同生活不到一年，就可以不用翻译直接用中越语言交谈，而且心领神会。他像一位兄长，对我关心备至，我们的兄弟情谊很快由个人扩展到两个家庭。他的早逝，令我万分悲痛。

在军医专业和人才培养中，我有幸和越南第一流医学专家合作，如肝脏外科专家宗室松、普通外科专家阮正基、解剖学专家杜春合、药学专家张公权，以及青年博士陈文保等，通过一起工作，一起教学，互教互学，建立起真诚的信任和深厚友谊。

我们有一个很勤奋的五人翻译班子，他（她）们在简陋的条件下不分昼夜的工作，克服专业文字上的翻译困难，在中越文字转换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仅在1951年上半年除口语翻译外，文字翻译50多万字，六、七、八三个月翻译的文件、资料、书刊达92件36万字，成为我们互相交流畅通的桥梁。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越北丛林中，物资供应贫乏，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服务的管理员海木、厨师古浪和勤务兵田木同志。他们绞尽脑汁，就地取材，在山林中挖新笋做菜，用竹筒烧饭，利用空罐头盒做蛋糕，土洋结合别有风味。他们忠厚、质朴，很懂礼貌，言谈很有风趣。同他们拉家常，使我知道了许多越南风土人情，民间故事和谚语。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他们还是我的越语老师。

军医局机关随着战时形势变化，经常转移地方，但都离不开茂密的丛林和绿色幽谷。我们总是被安置在比较安全隐蔽的新开辟露出新土的平地上，用新竹篱笆搭建起来，散发着竹子清香的草棚里。四周长满奇花异草，千姿百态的昆虫、五颜六色的飞鸟与我们作伴。身处如此美妙天工造物的大自然中，对于乍到这里来的北国人，一切都那么新奇，引人人胜，如若没有空中敌机擦着树梢穿梭飞行的刺耳噪音和剧烈的爆炸声，真会使人忘记我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

在越南期间我们帮助组织实施平时、战时卫生勤务和伤病员救治工作，参加过扭转战局的边界战役、平原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决战等重大战役；帮助组建军医组织机构和正规化建设；培训了卫生干部500余名，向他们介绍中国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经验；编撰“新医学思想”、“平时卫生勤务”、“战时卫生勤务”、“战伤医疗”等教材，译成越文发至越南全军、全国，影响极大。遵照毛主席的“要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帮助好”的指示，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危险的火线上同越南卫生工作者并肩作战，实行三同（同战斗、同工作、同生活），得到真诚地信任和尊重，被喻为中国的白求恩式国际主义战士。荣获胡志明主席授予的“壹级英模勋章”、越南政府、国防部颁发的“胡志明纪念章”和“抗战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