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从越南抗法解放战争前线回国，5月奉命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原南京中央医院）任院长，身上还带着硝烟和战士的气息，进入这样一个科系齐全，设备精良，人才济济的高技术综合性大医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时我既无管理现代医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又无医院管理科学这个概念。而且面临着医院接管后的政治改造，制度改革，由地方医院向部队医院转型，以及大批晚期战伤的医疗和部队进入新区传染病的防治，大批慢性病的急待康复。

担负如此重任，必须重新学习，边干边学，“从战争学习战争”恭恭敬敬地向同志们学习。首先向关联面广的护士工作学习，作为突破口，然后进入全院各个专业。全院同志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帮助我认识了医院管理是一门科学，帮助我掌握了医院工作基本规律及其管理方法，使我成长为一个医院管理干部。为我日后领导三个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桂林南溪山医院、北京医院）奠定了基础。也正是从这里入门，我就再也未能迈出医院这个门槛，一千就是32年。

我在总院工作的八年中，感受到她在不断地追求和保持医疗的高水平和服务的高质量中，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的优良传统。熏陶着、规范着每一个人，生成并保持着强烈的敬业精神、严细作风、高标准高质量、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始终把握着医疗质量这个主题，把它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质量第一”是全院的共同奋斗目标。有明确的服务宗旨、正确的导向；群体的质量意识和行为；全员的素质水平；标准化、规范化的全程质量控制；坚实的、稳定的基础工作和科学的、严格的医院管理，作为巩固、充实、提高医疗质量的保证。

重视全员素质的培训。人的素质和医疗质量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医务人员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和良好服务，是缺一不可的三项素质。有了这样素质的群体，总院才有了真正的高质量。这样的素质不能靠引进，只能靠自己培训。这是一项既重要，又艰巨，投入很大的工程。为此，总院以“润物细无声”的精神，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工作，获得了丰硕成果。

好的医疗质量是根置于医院基础工作之中的。医院的基础工作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是出成果、出人才、出质量的“高产稳产”基地。要保证正规的医疗工作程序、制度、规范、常规的正常运行，不受冲击。要严格控制医疗结构（包括医院组织、人员素质、硬件设备）、医疗过程和医疗结果三个层面。保证医疗系统内的运作协调、稳定、环环相扣，发挥整体效应，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减少外来干扰，把总院建设成为一个坚实高效的医教研实体。

总院重视医院管理工作，为全军乃至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53年就确定了“加强医院管理，改进医疗工作，加速床位周转，开展对慢性病的研究工作”，1956年又进一步做出决定“开展医院管理科学研究，提高医疗质量，加强技术建设”。作为总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同年结合总后卫生部在总院进行“医疗预防工作教范”试点，认真系统地检查、研究、整顿了医院各项组织制度和医护工作程序、技术操作常规。使全院各科室工作组织制度更加系统、健全和定型。并对试点教范初稿提出1042条修改意见，为制订全军《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和《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教范试点之后，全院开展医院管理研究总结，写出论文l89篇，汇编成“医院管理工作总结”。这一活动对医院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促进医疗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的医院管理所产生的医院整体综合效应，为医学科学技术效能的发挥及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医院管理与科学技术二者相辅相成，是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此后，总院的工作重点转向科学技术进军，以医疗为基础，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总院的科研和学术活动硕果累累，长胜不衰，声望很高。领先创办了《内科学报》和《外科学报》，成为《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外科杂志》的前身。总院一向站在医学科学领域的前沿，开新科技之先河，这一势头长盛不衰。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在总院蔚然成风，是总院的优良传统。把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放在科技兴院的关键战略位置上。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为国家输送出成批的优秀医学科技人才，还为国家培养出许多善于进行现代经营管理的各类人才。总院是部队、国家人才辈出的重要培养基地。

在总医院工作八年中最使我难忘的令人震惊的一大事件是1957年目标指向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在众目所瞩的国民党留下的偌大中央医院里，领导“不理解、不得力”竟然没有打出一个右派，没有完成规定的百分数指标，我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撤消党内职务，险些戴上右派帽子。后因复查无文字、言论可据，才保护了别人，也救了我自己。最可庆幸的却是保存了这个医院的人才和活力。这对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此，方毅副总理特意送我一幅亲笔画，题为“春江水暖鸭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