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十二月我到卫生部报到，崔义田副部长向我宣布任命：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我表示，以我的水平和能力适应不了这个高等学府。我没有做过党政工作，担任不了党委书记，我希望免调。崔副部长以极其温和十分恳切的语调对我说：“您行，我们了解您。”他向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是很有名望的，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他希望我能尽快到任。坦诚地谈话，充满着信任和祈盼。在久已仰慕的老部长面前，我别无选择。

当时，我还未能理解“办好协和医院”的深刻涵义及其现实意义，艰巨性和所要承担的风险。我的理解还只限于她在国内外的声誉，社会和医学界对其高水平医学技术的仰慕，以及她对我国临床医学发展和医院建设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外在性的印象，在我的想象里这座高等医学学府是完美无瑕的，是一座神圣的殿堂。

我到协和医院正是三年“大跃进”之后，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全国都在贯彻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经验，实行调整、改进工作。为贯彻中央批转的国家科委“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和国家教委的“高教60条”医学科学院党委组成调查研究组，指定我为业务组组长，以协和医院为重点，以医、教、研工作为主要内容进行调查研究。历时近一年，最后形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当前工作二十条意见”和“医院工作41条”。成为调整时期全医学科学院系统各院、所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这次调研时间长、规模大、有纲目、政策性很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政策，畅所欲言，既肯定成绩又不讳避问题。这次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对协和医院来说是一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检查和总结，如能按调研形成的“意见”进行调整，坚持贯彻下去，必将出现人们所期望的真正跃进；对我个人来说这次调研的深入、实际和受益是空前的，是在我前八年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管理认识和智能上的一次飞跃。这次调研的结果又使我感到很沉重，在我面前展现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下面的文章比预料的艰难得多。

协和医院经历了“反右派”、“拔白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等政治运动。医院任务庞杂，战线过长，力量分散，人员不稳定，工作重量不重质；医务人员无节制的抽调，科室不全，技术队伍参差不齐，梯队结构破坏，医院的整体综合功能削弱；医疗基础工作制度破而未立，秩序混乱，医疗质量下降，事故增多；医、教、研关系失调，教研工作的人力、时间得不到保证，工作不到位；高级知识分子情绪消沉，谨小慎微，青年知识分子怕走“白专”道路，党群关系、青老关系紧张；领导体制以党代政，领导制度不健全。人们把当时的协和医院的形象概括为“忙、乱、脏”。现实使我领悟到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协和医院办好以及崔义田副部长的殷切期望的深刻涵义，深感责任的重大。

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当前工作二十条意见”和“医院工作41条”，在对协和医院进行的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拟定了“关于协和医院当前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的十二条意见”作为治理整顿协和医院的方案。

我把经过医学科学院审定的这个方案和落实工作的思路向崔义田副部长做了汇报。他以特有的对协和医院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对当时形势发展的深谋远虑，欣然赞许这个方案，并提醒我在实际工作中要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避免犯否定“大跃进”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大禁区，可我并没有领悟到这个提醒的重要性。

在日后的工作中，崔副部长给了我强有力地支持：明确要求协和医院在临床医学上起“火车头”的作用，以质量为主，解决急症和疑难重症，培养高层医学技术骨干，开展临床医学科学研究，把协和建成高水平的医、教、研三结合基地。支持调整医院任务，压缩外延、加强内涵建设。支持恢复协和的医疗教学综合功能，填补空缺科室，调回急需的中层技术骨干。批准直接从重点医科大学选调应届毕业生，充实基层有生力量。答应我们的请求：控制到协和“拔萝卜”（调骨干），希望“割韭菜”（按年资输送），开通人才流通渠道，调整人员，使协和真正成为高级人才培养基地。60年代上半期选调到协和的年轻医生，尔今已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栋梁之材。事实证明这一步棋对协和医院的长远发展有多么重要。但是要迈出这一步，继续走下去又有多么艰难。

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行治理整顿，给协和医院带来了一个宽松环境和氛围。抓紧机遇，贯彻落实“关于协和医院当前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的十二条意见”，在这一时期做了如下工作：

1.贯彻“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基础上，做好教学工作，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方针，把医院建设成八年制医科大学的临床教学医院和临床研究基地。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出高技术成果。调整任务，缩短战线，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2.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参照国内外医学水平进行科室、个人医学技术排队，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做到有计划培养，明确发展方向。“五定”要求不同科室、不同性质和不同情况组织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地充分讨论。一经确定就不要轻易变动，使医院工作相对稳定下来。

3.加强基础工作建设，健全规章制度和医护技术操作常规。严格岗位责任制，强化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三级结构，明确医护分工。恢复老协和的查房、病例讨论、检查监督制度和严格的值班、交班制度。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不准轻易废弃，修订和新订规章制度，必须经过试验和审定，避免繁琐。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

4.健全医疗科室，调整技术队伍使之配套，重建撤消的科室，调回必需的技术骨干。重振协和“三宝”（图书、病案、住院医师制），恢复实习医师制、24小时住院医师制和总住院医师制度，以及总护士长夜班制。在总结协和医院培养医学人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青年医师实行“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培训。组建各学科临床教研组。重组扩大各科实验室。为出成果、出人才打好基础。

5.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正确评价他们的政治上的进步以及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对在运动中批判和处理不当的，进行甄别，赔礼道歉。召开“神仙会”诚心诚意征求意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与业务、思想与学术、红与专、团结与改造的关系。按专长和个人意愿安排工作，使之有职有权，尊重其劳动，精简兼职、社会活动和会议，配备助手，保证每周五个工作日用于医疗、教学、研究工作。规定凡是政工、行政干部的事，不准抽调技术人员去做。为医务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能够全神专注的发挥其专长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

6.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领导体制，实行在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实行民主集中制。科室党支部由领导改为监督保证，尊重党外领导人的职权。涉及科学技术问题实行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讨论原则。加强行政保障系统的功能，后勤供应、管理实行一竿到底。思想政治工作要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深入了解医教研工作的特点、规律和具体过程，结合业务进行思想教育。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工作方法上避免简单粗暴，坚持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

抓住调整时期这个难得的大好时机，拨乱反正，正确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进行切实地调整和建设性工作，使协和医院的政治、业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当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真正体现了协和人的愿望和意志时，协和医院的传统“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精神就随之焕发出来，形成巨大的推动力，这种精神不是来自空洞口号，而是衍生于一代代协和人的优良素质，不能压制，只能因势利导。

如果说我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原南京中央医院）工作的八年是学习现代医院管理的入门，到协和医院就是进修提高。协和医院作为八年制协和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基地，为我国培养出许多高级医学人才，这里集中了各科第一流医学专家，她曾经推动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我国近代医院建设和医院管理的一个重要楷模。我一来到这个医院，就感到好像站在医院群峰中的一座高峰上，眼界更加开阔。但是当我对她深入了解时，面前出现的却是由于她的“出身”，派生出来的纷繁复杂的观念和矛盾，使我产生了敬畏，攀登这座高峰需要顽强的毅力，艰辛的工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协和医院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重中之重。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尊重、信任他们比什么都重要，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张孝骞主任冒着被批判最早提出建立遗传病学科，执著的建议恢复八年制协和医学院，坚持医院必须要有教学任务，都是极有远见的。在“文革”中张老被“专政”罚看门诊，我送病历，他已年逾七十，依然细心察病，一丝不苟地书写病历。我问他为什么还要记小本子，他回答说：“病情和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两个是一样的，哪怕是普通的感冒。”此情此景使我深为感动，不禁肃然起敬，这种协和精神到了如同他说的“终生不改”的境地。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主任被誉为是协和医院“终生值班医生”。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终身不嫁，她说：“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要成家就不能立业；要立业就不能成家，我选择了后者。”多么轻松简明的回答，她是用青春，换来了进入世界医学殿堂的科学家。她从来没有为个人问题找过我，当她听说人事部门要精简她的秘书，向我发了火。我立刻向她道歉，保证不减。我深知秘书在她事业中的不可或缺，她不是为个人私事才这样发火的。我不能让她分身去做秘书工作。

我不仅敬佩专家们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敬佩他们的人品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献身精神。他们是协和医院的宝贵财富。我有责任支持他们，关心他们。有人曾劝告我在协和做知识分子工作太危险，为此我也确曾付出了代价，但我不后悔。

其次，我体会到医院科学管理的重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必须有现代化管理，才能构成现代化生产，放大科学技术的综合效应。协和医院医疗的高水平，高质量，不仅来自高科技，而是得益于她有一整套标准化管理制度，以及在严格管理下代代相传形成的“不成文法”的规范，演化为协和特有的优良传统。在协和有一种无形的氛围熏陶着、规范着每一个人，推动人们上进，是协和医院的无形资产，宝贵财富。

协和医院依靠其坚实的基础工作，严密的医疗组织结构，全员的高素质，标准化、规范化的全程质量管理，协调的、恒定的、常轨的运行机制和执著的对高新技术的追求精神，创造出很高的医疗质量和水平。通过科学管理建立起一个出成果，出人才“高产稳产”基地，铸成我国临床医学的“火车头”。

协和医院也曾经历过由于导向上的失误，政策上的失误和管理上的失误，对医院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医疗组织制度和运行程序进行批判。上纲上线地批判“旧协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强加给组织管理制度以“资”、“社”意识形态的内涵，实行“大破大立”，造成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混乱，效能的下降，伤了协和医院的元气。给后来协和医院的发展力度，人才的接续和在医学界领先地位以及竞争能力，留下难以弥补的后患。

医院的改革，要处理好改革与建设的关系，改革是手段，建设是目的，改革应当服务于建设。鉴于医院的性质的特点，应多做“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最忌大轰大嗡，搞形式主义，无效甚至有害的劳动。要注意保护基础，巩固长期积累下来的好制度、好方法、好作风，要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一个好的领导者，不可只管现在，忘记过去，看不到未来，而要善于把过去应用于现在，并在应用中看到未来。要站在高处，看到眼前利害以外的事，看到远处正在出现的目标。

第三，我体会到在协和这样一个庞杂系统工程中工作，事业的成功要有三个要素，即坚强有力的领导者，素质很高的职工群体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我有幸在协和医院得到董炳琨同志这位“文武双全”的搭档，他为人正直，刚直不阿；思维敏捷，分析总结严谨；处事果断，敢于负责；善于排解困难，推动别人前进，他是一位勤于思考，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实干家。我们之间配合默契，风雨同舟，但无亲情。大多第一线上的工作都是他亲手完成的。所以在“文革”中他首先被“打倒”，这在那个是非颠倒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不断得到他的启迪，在事业上我们是诤友。

三要素中，职工群体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在我32年医院院长生涯中，由于历史的缘故，我在协和工作是最不平凡的八年，经过大起大落颠簸的考验与锻炼。不管是在前四年的调整建设时期和后四年的大批斗，大破大立时期，我都得到了同志们不同形式地支持、帮助和谅解，这对我来说既是一个艰难时期，也是成熟最快的时期。我永远不忘那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慷慨帮助过我的同志。对于反对过我的人，我也绝不记恨，因为我知道在那个非常时期，每一个巨大浪潮扑来时，逆流而上对任何人来说有多么困难。更何况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被认为是真理的认识，或许就隐蔽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先知先觉只是人们的祈望，对任何人都不应强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想要干一点事业而不犯错误谈何容易。1964年10月百人社教工作队进院，协和医院成了首都十大社教试点单位之一。不出所料，正如所料，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否定大跃进、复辟旧协和以及向反动学术权威让权。接踵而来的就是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调整时期所做的一切顷刻之间都变成了罪状，淹没在大批判的海洋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谋略、计划和奋斗目标都付诸东流，剩下的是没完没了的交待、检查和认罪，是对被批斗者的同情和对前途的忧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