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打倒，被专政了两年，白天劳动，晚上挨斗，突然在一个全院群众大会上（68年ll月5日）出人意料的被解放了。军宣队长宣布：林钧才历史是清楚的，从整个历史上看，从全部工作看，他不是“三反”分子。虽然在反帝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犯有严重错误，但是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好人办错事，好人说错话。本着毛主席的教导，在他做了自我检查，认识了错误，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革命，军管会同意解放他，欢迎林钧才同志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我又被称“同志”了，这个神圣的称呼失而复得，多么令人庆幸。可是我还没有做出上纲上线的，触及灵魂的检查，疑惑这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否是真的。
会后，军宣队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地把你解放出来，我们的工作不得力，拖到今天”。接着说：“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您，希望你能快去。”我顿时百感交集，感谢周总理的知遇之恩，他把我解放出来，又委以重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我不假思索地答应马上就去。
我被委任南溪山医院（越南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重任。1969年2月13日只身一人到桂林上任。当时全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政治运动压倒一切，两派斗争难解难分，军管会、革委会取代各级政权，广西武斗真枪实弹。在这样的情势下，要求在短期内，组建一个新医院，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切我惶恐不安。而按两国协议是68年2月建成开院接收病人，时过整整一年，尚未履约，越战残烈，任务十分紧迫。
到任以后，我进行了短暂的调查研究。遵照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及“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教导，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群众情绪导向医院组建工作上来，我采取了如下方针和作法：
（一）正确理解，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援越抗美的指示精神。
我是周恩来总理委派的，对内对外使用他对越南代表团的讲话，即：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是亲密的战友和兄弟，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可靠后方。
我在到任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会上讲话的主题，就是周总理的这段话。这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同和响应，并忠实地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方针和动力。
（二）大讲抓革命，促生产，不批唯生产力论。
把文化大革命激发出来的敢想敢干精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引导到“奋战一个半月开院，以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上来。同志们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夜以继日地奋战，于3月26日迎来了首批越南伤病员和越南工作组进院。10月份在院病人已达五百多人；人、财、物基本到位；开院工作胜利结束，医院进入了正规的建设阶段。大家称颂这是只争朝夕的大跃进精神和大跃进速度。
（三）创造一个安定的医院工作环境。
为了保障医院工作的正常进行，不受外来的干扰，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院内不搞政治运动，也不准社会上来搞串联。只传达每一政治运动的精神，不搞行动。一心学习“老三篇”提倡奉献精神，消除派性，加强团结。有人反映到自治区说：“南溪山医院是个世外桃园”。我便申辩说，南溪山医院是个外事单位，搞乱了谁负责”无人敢来引火烧身。我争得了一个 “外事豁免权”。院内政治运动自己负责，外人不得干涉。大家都经受过政治运动之苦，我也深受其害。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因此不谋而合。我信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与人为善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志，绝不借机报复。
（四）把文化革命的“斗、批、改”，按照实际情况改为“斗、批、建”。
利用社会上医院的“斗、批、散”，抓紧时机组建南溪山医院。我们把人家的“臭老九”当作精英宝贝请到南溪山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使用，创造条件发挥其才能，使大家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地从事自己的专业。别处都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观念”，把医院科室改成勤务组，一律称勤务员，我们却仍然使用科主任、护士长等这些名副其实的职称，使责、权到位。把连、排、班这些军队编制称谓，复原为医院的组织名称。这样做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以高速度建立起一座高水平、高效率崭新的医院，屹立在风景优美的桂林南溪山下。她的名声很快就传播到越南和广西各地，病人慕名而来。
到1973年5月我调离南溪山医院时，来自144个单位，五湖四海不同种族的486名同志凝聚成了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高效能的战斗集体。这所医院善始善终地完成了援越抗美任务，使近万名越南伤病干部康复返回前线。锻炼培养出的一大批干部和医护人才，现在业已成为各个原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这座海内外扬名的国际医院，援越抗美任务结束后，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广西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在邻近省份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一个新地区，完成一项新任务，最关紧要的是开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尤其重要。否则，我们将一筹莫展。本着管理学上的了解一适应一利用一影响一改造这十个字、五项原则，我们争取到南溪山医院所需要的一切外部环境和条件，使之成为我们起飞的坚实坪台。
卫生部军管会谢华副主任、外经部方毅部长对我们的工作充分理解和信任，全力支持。我们不用忧虑没有人才，不用为钱犯难。我到南宁报到参拜我的老团长韦国清（援越抗法战争顾问团团长）时，他给我很高的礼遇。从此，在广西办事，一通百通。在桂林我被奉为上宾，开会坐在主席台上，于海学、闫寿湖两位老战友、军管会主任都对我说，只要需要，您说句话就成。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还必须特别一提的是，我们的对门邻居广州军区后勤20分部的张少功政委、傅希功部长、他们遵照军区指示，批准了我们的请求，选派了一批优秀政工、后勤军队干部到医院任职传授作风，帮助工作。这对于医院的组建，保证医院的安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在当时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
在完成这一新建医院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具备三个要素，即坚强有力的领导者；素质很高的职工群体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三个要素中，群体要素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我有幸得到了这些要素。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周总理的很高评价。他对范文同总理说：你们在广西有一个后方医院，可以使你们的负担减轻。把我们医院的作用提高到战略地位。在同志们的全心全意支持和出色的工作帮助下，我完成了周总理委派给我的任务，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1973年6月5日，我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告别充满友情的南溪山医院，告别和我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朝夕相处的同志们，告别和大家共同创建出来的勤奋、和谐、上进、凝聚力很强的集体，告别这个最少干扰，能依照个人的意志做点事情的地方。这里是我最顺心、最充实、最愉快没有留下遗憾的地方，我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