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当天，我即受命离开医院参加遗体保护工作，又称“第一号任务”。由黄树则（卫生部副部长）、吴阶平（首都医学院校长）和我组织领导30多位各学科专家完成中央交给的这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遗体长期保存，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我们原本没有打算长期保存，只做了短期（限15天以内）防腐处理，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1976年9月15日中央指派我带领四位专家乘专机赴越南学习胡志明主席遗体保存的作法和经验。当晚到达后杜梅副总理立即接见，并表示对毛伯伯（尊称）的遗体保存技术，我们毫无保留的向中国同志介绍，深夜即同越南专家一起开始工作。专家尊崇我是他们的老师（在越北），态度诚恳，介绍认真细致，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不料翌日清晨接到国内急电要“立即回国”，令人困惑不解，同驻越大使商量，覆电说“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即可结束”，估计可以延缓两天，一面抓紧日夜工作。果然不出所料，17日接到第二个急电，限今日必须回国。我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晚上杜梅副总理设宴送别。l8日零点40分飞抵南苑机场，径直到人民大会常福建厅。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刘湘屏（卫生部长）已经在座等候。气氛凝重、压抑，我好象坐在被告席上，开始汇报还有点紧张，斟酌怎么说，决定不理采事前交待的“四个”不准说，要如实汇报。从汇报的插话中我领悟了其中的“阶级斗争”气息，张春桥冷嘲热讽地说：“这些东西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越南）把主席送给外国人（指苏联专家为胡志明遗体防腐）管了，主权都丢了。”王洪文随声符合地说：“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把老头子出卖了。苏修地处寒带，跑到热带去做实验。我们要独立自主的搞。”华国锋同志插话，问了许多技术性问题，结论说：“今天先听听，要整理一个材料，看看哪些要参考，要向遗体保护组传达。我们先做了大剂量防腐液灌注，肿胀和皮肤颜色改变，请专家研究能否想法改正，一定要想法搞好。”华国锋的话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我如释重负。l8日3点12分汇报结束后走出福建厅，刘湘屏严厉地责问我：你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四句话讲（不要多讲，只讲看到的，不讲好坏，不做结论）；你为什么见了电报不马上回来。华指示写的调查报告，她压下不让上送，也不准在遗体保护组里传达，我们的越南之行成了一场闹剧，我也好象犯了弥天大罪。

追悼大会结束后，l976年9月20日凌晨3时50分遗体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遗体保护组成员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转移至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医院代号“769”（毛逝世日），此地警卫森严，严格保密。在这里对遗体进行解剖、整形、在钛棺里药液浸泡，根据一定要搞好的要求，矫正临时防腐造成的缺憾，集中了医学、化学、物理、光学、机电等领域的科学家，综合各学科之专长，参照越南的液态与气态相结合的保存方法，配合以光调色获得了成功，攻克了这个难题。保护组24小时值班，由黄树则、吴阶平和我三人带班，对遗体进行严密地不间断地细致观察，记录微小的变化，为专家提供形态变化，按要求研究改善技术和药液成份。每天一报，直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我们在这个居室狭小不通风，不见阳光，霉气刺鼻，与世隔绝的地下医院中尽职尽责地工作了近一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l977年8月20日凌晨我们陪送毛主席遗体到人民大会堂，于当日上午11时升上瞻仰厅水晶棺可瞻仰的位置，遗体保护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央决定要我兼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长，我感到责任重大，北京医院院长保健任务，又不能分身，恳请再三。同意免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