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保护组工作期间，一天我由地下医院回北京医院，得知粉碎了“四人帮”，真是喜出望外，欢快之中，一个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大清查运动正在兴起。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带着工作组进院。他在全院大会上说：北京医院问题严重，“四人帮”是到过这里的。这里的每一件事都能上纲上线。他要在高干病房进行大揭发、大清查、大辩论。他信口开河地说，北京医院执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路线，不给老干部油条、豆浆吃，不给服酪蛋白，撵老干部出院。说保健医生、护士和江青一起照像，这比写黑信还要黑。说我和江青秘谈过40分钟，听到粉碎“四人帮”我和一位副院长抱头痛哭，眼都哭肿了等等。这些道听途说，胡言乱语竟然成了他清查北京医院的重型炮弹，理所当然地遭到群众地抵制。按照他的逻辑凡是“四人帮”时期在位的领导干部都不可靠，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都要“交流”，我们都在撤换之列。顿时造成全院工作瘫痪，人人害怕做保健工作，要求调动，人心涣散。中央领导得知北京医院的情况，责问这位部长：“北京医院出了什么问题，调动他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位部长急忙来向我们道歉，改口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好干部，北京医院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华主席指示的，只是我的方法太急，太粗。还说他过去一贯右，这次要想“左”一下，真是天真得可爱，使人啼笑皆非。就在这个时候纪登奎副总理来电话对我说：“你们的情况我们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要我告诉你，要安心在北京医院工作。”“理解”对我是有感服力的，虽然真不想在这里干下去了，我还是留下来了。而这位部长却先我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不搞“四大”和群众运动，为北京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根据北京医院的现状和发展设想，全面落实毛主席对北京医院“应当开放”的指示是其时矣。卫生部党组于l981年8月13日批准了北京医院党委关于医院方针、任务的报告：北京医院是中央保健医院，工作任务要以做好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任务为中心，努力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医教研结合的，有先进技术水平和先进技术装备的医院。”为贯彻这一方针在实际工作中要以高干医疗保健为重点，以普通医疗为基础；用基础保证重点，以重点带动基础，不可偏废。经过努力1984年7月9日国家计委、卫生部批准北京医院扩建病房大楼、门诊楼、医技楼和综合楼共计65000平米，建成后总床位扩大到750张，普通床与高干病床为6:1，普通门诊扩大到每天2000人次，计划到l986年完工。在建设期间把技术队伍和设备同步建设起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北京医院大脚穿小鞋前进不得的局面。为实现毛主席对外开放的指示和周总理生前一再叮嘱的：“一定要把北京医院办好”的遗愿，奠定了基础。

正当按照既定方针和发展蓝图迈步的时候，1984年9月22日第二位上任的部长召告我，北京医院的新领导班子已经确定，你可任卫生部咨询委员，到全国各地跑跑。免去我的院长职务，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做医院院长32年了，年将64岁，还有什么可惋惜的。周总理去世了，还有谁能像他那样亲自管北京医院。眼前又遇上这样情况不明决心大，没有准星乱放炮的领导，能把北京医院办好吗。下，适得其时也。用岁数作理由要我下来，原本无可非议，可是从时间和做法上，明显的看出这位部长是完成了他的前任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们偏听偏信，用上纲上线的惯用手法整人，上联中央领导，下殃及基层干部，把北京医院重要岗位上的干部都“交流”了，意在肃清我们的影响，以排除障碍。重用那些暗中打小报告中伤好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使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而那些觊觎官位的人大都如意一场。鲁迅形容这种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北京医院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北京医院近12年中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把“文革”中砸烂了的北京医院重整起来，尽心尽意地为老一代革命家服务，为他们解除病痛，延年益寿，保护他们的安全，没有出事故，让中央放心。虽然不能说鞠躬尽瘁，但未敢稍懈。我并没有感到在这里工作比在别处更幸运，更光彩，去为争得这个职位，或保住这个职位而祈求。我只是觉得这里责任的重大，医疗保健业务中的政治色彩太浓厚，风险太大，需要更多的操心。我常常处于事件的中心或事件的漩涡中，看不清周围的事务，不知道是自己在推动事物，还是在身不由己的随着事物旋转，自称“老保健”者说我不懂保健工作，我自己也感到我不太适应这一行当，领略不了保健工作的底蕴，因此当我离开这个岗位卸下这一重担时，我感到无比轻松，安眠药也不用吃了。终点下车仍在意料之中，虽经一路坎坷，人尚健在，是一大幸事。和我的前任们的遭遇相比，我算是平安降落，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