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32岁的林钧才从越南抗法解放战争前线回国。未掸硝烟，一纸调令又将他召到了古城金陵。

    正是春夏之交。满城法国梧桐绿荫匝地，风情万种。

    然而等待林钧才的却是一副重担——接管国民党中央医院。

    知识与知识分子，应该是革命和建设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而非相反。跨进“山高林密”的原国民党中央医院，面对自己的改造对象，林钧才怀揣的立场却是：团结、尊重，学习、使用

    南京中央医院创建于1929年，是中国自己创办的屈指可数的综合性大医院，首任院长即由国民党卫生部长刘瑞恒兼任。解放后改称华东军区总医院，1956年再次更名南京军区总医院。

    作为国民党中央医院，这里科系齐全，设备良好，技术力量雄厚。医务人员均为正规院校毕业，高级技术人员大多留洋英美，护理几乎全部毕业于高级护校。

    林钧才将要出任的，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找他谈话的，是华东军区卫生部长李振湘。

    这位湘雅医学院肄业的老上级开口就说：“钧才啊，这所医院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没有接管好，问题很多，你去帮我整顿建设好。”

    “对不起，部长。您知道，读书是我最大的梦想。这次我就是怀着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回国的。现在我只想多学习，不敢去当什么院长。”毕竟年轻，林钧才直来直去，亮明态度。

    “你的愿望我理解。但这是任务，是工作需要。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的能力我很清楚！”李振湘部长打断他，“至于上学读书，这是好事。只是现在刚刚解放，好多大学还没有走上正轨，等等也不迟嘛。”

    末了，李振湘诚恳地劝说：“钧才，你借我两三年时间，去华东军区总医院干上一段。到时候我保证放行，送你去上大学！”

    林钧才一听，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没有逆向思维的错误。

    回国前，中国政治顾问团罗贵波团长曾找他谈话，要求他留下来参加组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林钧才坚持要回国学习。

    罗团长不好强留，问：“你想去北京，还是回南京？”林钧才想了想，答：“南京！”他原以为，回南京人头熟，上学有保证，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正向思维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一回南京，林钧才就受到两个人的热烈欢迎。一位是华东军区卫生部长李振湘，一位是卫生部政委邓清河。

    这二位，应该说都是老相识。

    邓清河是林钧才同团去越南的政治顾问，也是顾问团团部的党支部书记。他首批回国，分配至华东军区卫生部工作，对林钧才很熟悉。

    李振湘是林钧才的老领导。他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对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卫生工作的创建作出过很大贡献。

    林钧才十分崇敬这位老领导。记得解放战争初期，华东野战军暖水河卫生工作会议上，林钧才做了开展普包运动的汇报，得到了李振湘的高度重视，号召全军学习推广。上海战役结束，林钧才奉调担任援越卫生顾问，年纪轻，阅历浅，忐忑不安时，是李振湘部长热情鼓励他，又为他配备了大量药品、器械和战伤救治、战时卫生勤务方面的书籍，给予了最实在最有力的支持。

    林钧才回国，李振湘和邓清河像是得了宝贝一样，设宴盛情款待，力推“怀柔政策”。

    老上级、老战友说的话，林钧才不能不听。反正两三年一晃就过去了，那时自己还年轻，还有机会学习。

    林钧才想不到，这一脚踏进去就是整整八度春秋！从此非但彻底告别了大学梦，而且一辈子再未跨出过医院门槛。

    从野战前线走来，身上还带着硝烟气息，就一脚跨进一个高等医院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中，对其实行政治改造，担子不可谓不重。

    按照组织要求，政治改造任务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建立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变为地方服务为为军人服务；破除资产阶级医疗观点，树立为部队服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批判亲英、崇美思想；查旧思想、旧制度、旧作风，学习苏联的医疗制度和新疗法。

    在整顿、改造医院的同时，还要完成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大批的晚期战伤医疗，部队进入新区感染的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的防治，以及战争时期遗留的结核病、肝炎、营养不良等慢性疾患的医治。凡此种种，数量大，技术要求高。

    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关键在人。一句话，如何与知识分子相处。

    当时，这所前国民党中央医院在世人眼里，是个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背景复杂，“山高林密”。听说林钧才一头扎了进去，不少朋友坚决反对。老战友李幼林真诚地告戒：“老林啊，你不要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钻，太危险！”

    多年党内斗争的阅历，林钧才深知这句话实属苦口良言。

    然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又使他在内心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乐意与知识分子打交道：

    抗战爆发，失学在家，愁苦彷徨之际，是烟台光临医院的寇秋凯医生手把手将他领进了卫生队伍。

    部队发展快，战斗越打越大，伤员越来越多，伤情越来越重，由于缺乏经过正规训练的专科医生，许多本能救治的伤员因技术不济而未能挽救。从一名卫生兵成长为卫生干部，林钧才深感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有时就是人命关天。

    上海战役后，27军驻扎上海郊县练兵，全军下水学游泳，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结果全军感染上血吸虫病，许多战士发烧、畏寒、全身起麻疹。部队当成感冒治疗无效，还是上海、南京的医学专家前来支援，方才确诊为血吸虫病集体感染。军营变成了病房，在专家的大力指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检查和治疗，患者很快恢复健康，部队战斗力得到保障。

    这是林钧才第一次接触到医学专家，在同他们的合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血吸虫病防治任务结束后，许多专家和医学院学生舍弃城市生活、中断学业，恳求参军留在部队。情景十分感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蕴藏的那种爱国进步的炽烈情怀，让林钧才深深感动。

    解放初期奉命出国担任卫生顾问，在越南丛林中，林钧才再次相识了大批医学专家、知识分子，和他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情谊……

    这种对知识由来已久的崇敬与尊重，加之多年来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历，让林钧才从心底觉得，知识与知识分子，应该是革命和建设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而非相反。

    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林钧才不由得想起曾经看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个剧本，名叫《前线》。

    剧本中批评一个老资格将领戈尔洛夫的保守思想，其中有关战略转型时期的一段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光凭热情，光凭忠心，光凭勇气就不够了。而知识和能力，就越发重要，看轻知识和能力，就越发危险，特别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

    此时，管理现代医院，无论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经验，对林钧才来说皆是空白一片。因此，从走进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第一天起，面对自己的改造对象，林钧才怀揣的就是真诚学习的立场。

    从何入手呢？

    一番调查研究，先从护理学起。

    护理，是医院医疗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是医院各项工作的前提，是接触病人最多的部门。许多时候病人对医院有意见，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出在护理，根源在于服务不到位。

    苏联有个专家说过：手术室的护士长就是扑克牌中的“Q”（皇后）。林钧才对此很是赞成。护士长，实际上是医院真正的当家人，她们在病房里既管人又管物，林钧才首先就跟他们学。

    当时，中国医院学习苏联，实行科主任负责制、计划治疗制和保护性医疗制。明确以医疗为中心，把全院各项工作调度起来，使之有机结合，相互协调运行，明显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服务质量。但实行科主任负责制，连护理部都取消了。

    林钧才认为，取消护理部，让科主任管护理是错误的。

    护理是门专业，科主任管不了也管不好。林钧才一方面恢复护理部，一方面办起护士长学习研讨班，提高地位，总结经验，确立了服务原则、操作规则。与此同时，林钧才从这些护士长那里，了解了整个医院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迅速熟悉了医疗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事实证明，取消总住院医师制和护理部，削弱了医疗、护理基础工作，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学习苏联的组织疗法，用行政手段推行，行之过分，副作用不小。各科专家对此有意见却不敢说。林钧才深感，这种形式主义，应该降温了。过了一段，这种做法果然被淡化乃至淘汰。南京军区总医院无疑先走了一步。

    第二步，向科室主任学习。

    其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医学人才库。尤其是各科主任，几乎都是解放前留学英美或著名医科大学毕业的专家。

    普外科主任蒋孝中，喝多了酒，嘴里就开始一串串冒英文。心脏内科主任胡康宁，平时不太看得起中医，说中药是“鸡叫也天亮，鸡不叫也天亮”！还有胸外科主任吴公良，耳鼻喉科主任肖轼之……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共同点是专业都很棒。

    林钧才真心尊重他们每个人。尊重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也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

    他们的学术活动，会诊、手术、查房，甚至病理解剖，他都参加。他安排每月一个科室出面，轮流讲国内外本学科的学术、技术新进展，大家都来听。人人为师，互相为师，全院营造出浓浓的学术气氛。

    每次林钧才都亲自到会，认真聆听。他对专家们说：“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这句话今天听来很普通。但在当时，肩负重任的林钧才对着他的改造对象真诚说出这些，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反映了一种人才观，尤其是知识分子观。

    应该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几十年来我们走过不少弯路，有过诸多教训。

    若干年后，邓小平指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若干年后，林钧才以中国医院管理终身贡献奖获得者之资，在他的专著《我当著名医院院长》中，对自己毕生医院管理与领导艺术的经验有过精辟总结。从中，不难为其当初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探索，觅出几丝思想理论基础——

    要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是医院领导者的一项根本任务，是衡量领导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什么是正确的人才观呢？在林钧才看来，一要尊重人才，二要爱惜人才，三要团结人才。而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目的在于使用人才。

    领导艺术，首要就是“领导人的艺术”。只有无能的管理者，没有无用的人才。作为医院院长，必须了解、研究用人之道，树立“人才为本”的观念，学会知人、善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

    他特别强调，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使用人才。

    知识分子在医院工作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是绝对必需的智力因素。因此，了解他们的特点，满足他们业务上的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是有效管理的重要方面。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从事探索性、创造性极强的脑力劳动，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科学素养及心理特征：渴求新知识，在学习上不会满足和止步；习惯于独立思考，在事业上不随大流，不迷信权威；讲究严谨，在作风上有求实精神；富于竞争，热爱专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最重要；希望管理者尊重他的劳动，提供便利工作条件，发挥其特长。

    根据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和心理特征，林钧才认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做到三条：

    第一，大胆使用。大胆使用就是量才使用，把人才放到“能位适合度”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其才能。

    第二，充分信任。对知识分子来说，领导者的信任是一种荣誉和情感的需要，它会造成一种和谐的气氛，使人忘我的工作。因此，领导者不仅要善于把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还要给以充分的信任。要做到用人不求全责备，不弃长就短。

    在知识分子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越是专长精深的人，其缺点、短处可能越是明显，改正一个缺点也较困难。这就要求领导者能扬其长，补其短。

    林钧才特别强调，用人不要被“反映”所左右。没有反映的人，就如同不存在的人，显然也是不可能作出业绩的人。而信任，则是能力与成果之间的扩大器，能够使能力成倍地转化为成果。    

    第三，创造工作条件。知识分子最希望领导者重视他们的专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不要过多地干涉，让他们自由地支配时间，安静地、集中精力地从事他们的专业。

    林钧才认为，知识分子最怕“闲”，最怕用其“短”。比如，让他跑经费、跑设备、跑采购，这样用人就必然出现浪费智力的结果。所以，要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要给知识分子当好“后勤部长”。

     ……

    真诚是最好的团结，信任是最好的领导。

    这种诚意很快得到了回应——这些喝过洋墨水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位新来的年轻的共产党干部，从最初的猜疑到信任，从敬而远之到引为知己。

    1960年，林钧才要调北京的消息传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们非常不舍。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拉着林钧才合影留念。还轮流做东，每隔一段就请林钧才到医院附近的四川馆子聚餐，一次次和他们信赖的林院长道别……

    通过与专家们的交往，林钧才一方面增强了专业素养，努力用内行的眼光去管理医院；一方面由此出发检查医院的管理工作，加强组织协调，力争多兵种作战中求得最佳整体效果。

    南京军区总医院8年下来，大夫们公认：林院长就是一个最好的全科医生！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机会进学校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共产党进城后，面对新形势，他又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这些话给林钧才很大启发，增强了他的信心和勇气。把医院当作大学，成为他毕生的信条。在他看来，向医生、护士学习，向各种专业人员学习，尊重每一个人，是领导者的美德、智慧，甚至成功。

    这个一辈子梦想上大学、却始终未能如愿的医院院长，在与众多知识分子的相交中，在对他们的服务、管理中，开始尝试以另一种方式体验亲近知识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渐渐发现，管理本身，也是一种专业，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