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客厅的墙上，一幅画轴惹人注目。

    画面上方，老树新枝，桃花朵朵，含苞待放。下方，一池春水，阳光融融，两只鸭子在冰河乍开的水面上悠然游弋。

    这是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都很高的方毅副总理生前送给林钧才的亲笔画。题词正是苏东坡的那句“春江水暖鸭先知”。

    林钧才曾问方毅，这幅画和这句题词有什么寓意？

    方毅副总理沉吟片刻答道：“你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反右斗争中，顶着开除党籍的危险保护知识分子，没有打出一个右派，你有先知之明啊！这就是这幅画的寓意。”

    林钧才说：“感谢你对我的褒奖。我将永远铭记你的厚意，心怀坦荡、正直和善地做人。”

    新中国历史上的这场反右风云，突如其来，动魄惊心。凡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概不会轻易忘记。

    1957年，又是一个春夏之交。金陵城中，法国梧桐的绒毛又开始轻舞飞扬。

    这年5月，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全国各地立刻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热潮，激动的人们满怀真诚畅所欲言，谁也不知，明媚春光中一场大风暴已在酝酿。

    林钧才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院长已经4个年头。此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全院上下正积极筹备首届医院管理工作会议。人人参加，科科总结，全副心思都放在业务上，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政治处来找林钧才，要抽人开会。林钧才问：“开什么会？”

    “帮助党整风。”

    “党有党委会、支部会、小组会，班有班务会，为啥要专门抽人开会？医院不能停诊开会！”

    林钧才回头和政委邵子善商量，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医疗护理工作，就不按要求专门抽人抽时间组织“鸣放座谈会”，也不硬性要求写大字报。对党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在党小组会和班务会上提。于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在一片腾腾热潮中，依然保持着平静与秩序。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急转直下。正在蓬勃兴起的整风运动顷刻之间变成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那些原来受报纸鼓励、支持，满心真诚发表言论的人们，一夜之间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从广开言路到反目成仇，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林钧才起初也感到震惊与迷惑。百思不得其解，干脆不再想它，依然一心一意抓业务，不肯放弃原定的医院管理工作主题，继续开会审议各科交上来的189篇论文。别的单位纷纷按照规定的指标“揪”出了右派分子，完成了任务，南京军区总医院却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成了这场大风暴中的异数。

    树欲静而风不止。

    很快，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亲自率队，到医院检查督战。

    一个郁热的下午。林钧才正领着各科主任在医院办公楼前的草地上开业务会，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突然光临。

    眼前的情景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开口便是严厉的质问：“你们在干什么？”

    林钧才答：“研究工作。”

    来者一听火气大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外面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大字报都上了高楼（指有人在新街口一栋高楼上贴了一张特大号的大字报，从楼顶垂到楼脚），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这里是医院，不是战场。”林钧才保持着对上级应有的礼貌，平和地说道：“请问什么是右派？”

    主任一听又急又气：“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和党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分子！”

    林钧才紧接着说：“按这个标准，我们这里一个都没有。”

    “你凭什么保证？”

    “我以我的党籍保证。”林钧才一字一顿认真道：“如果你们认为有，请派人来打。”主任一时语塞，拂袖而去。

    一次冒失的、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不久，复查工作组开进了医院。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对付工作组已经不易，更伤脑筋的事接踵而至：去参加军区、后勤部召开的大大小小的反右动员会、汇报会。

    严肃的会场气氛，激昂的斗争言辞，犹如临阵前的战斗动员。各单位挨个汇报斗争的进展情况，开了多少鸣放会，贴出多少大字报，揪出几个右派分子及反右言行，都有哪些斗争成果。凡有战果者受表扬，大家惟恐落后，互相攀比，这一来又扩大了不少战果，又有不少人遭受了无枉之灾……

    每次汇报，南京军区总医院都挨到最后。不是谦让，而是没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可以汇报。战果总是零，像一个落榜生。万般无奈，只能牵强附会地空洞表态，领导反右斗争不力的帽子在所难免。

    反右斗争进入高潮。在一次军区反右大会上，一位把本院内外科主任打成右派的医院政委站起来，指名质问军区总医院为什么一个右派都没有揪出来——

   “军区总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医院，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大本营，山高林密，右派成堆！反右至今还是零蛋，是有人在捂盖子！”

    这种危言耸听的发难，竟然博得一些人的共鸣。林钧才自感陷于孤立，四面楚歌。

    大会结束，走出会场，林钧才和邵子善上了一辆三轮车。

    两人神情都很凝重，似有巨石压在心头。

    沉默良久的邵子善撑不住了，掳起袖子说：“咱们打罢！不打过不了关了。”

    邵是医院的党委书记，受到来自上面，还有下属各科支部书记、政治处干部的多重压力，林钧才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两人是老战友，老搭档，一向配合默契。邵子善为人正直厚道，现在吐出这话，可见压力已到极限。

    林钧才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轻声问道：“老邵，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你在‘三反’中被打成‘老虎’，还坐过‘老虎凳’？”

    邵点点头。“那你冤枉不冤枉呀？”

    “怎么不冤枉！”

    “依你看，咱们医院里谁像反党反社会主义，想夺你的权，想和你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邵无语。

    林钧才接着说：“如果硬要罗织罪名把人家打成右派，搞得家破人亡，我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三轮车停了下来，医院大门就在眼前。

    “那怎么办？”邵子善无奈地问。

    “你听我的，有事我和你两个一起顶着！”

    就在这一刻，林钧才脑海中突然冒出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段话：“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鼓实劲，讲实效。” 原先尚不 明晰的思路好象清楚了一些。他大胆做了一个决断。

    是的，凡事都应该老实，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过分看重个人私利，否则就无法充分认识事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问问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一番思想活动，林钧才泰然许多。心头的巨石轻轻放下。

    这场斗争很快进入了定性和定罪阶段。一天，邵子善交来一份材料，征求他的意见。

    低头一看，跃进眼帘的是三个字：刘承基。

    林钧才心中一动。赶紧仔细翻看。

    材料的内容是外科住院医生刘承基在党小组会上的一段发言，其中有一句——“不懂花的特点就种不出好花；不了解医生的特点就培养不出好医生。”就是这句话，有人抓住不放，引申为“不懂业务的人不能做领导”，再上纲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认定是攻击党的典型的右派言论。

    这不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吗？对这种“以言治罪”的恶劣行径，林钧才历来十分反感。更何况，他了解刘承基。

    此君抗战时期就读于原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时，就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1949年初，他与女友、中共地下党员苏延华经香港辗转到了解放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1月，26岁的刘承基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刚刚结束在华东军区医院实习的刘承基报名参加了“南京抗美援朝医疗团”，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荣记过三等功。

    回到华东军区医院后，刘在外科做住院医生。在林钧才眼中，这是个刻苦钻研、勤奋敬业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宿舍对面的楼上就是手术室，只要晚上手术室灯一亮，哪怕已经躺下，他都会一跃而起上楼去观摩各科的手术，回到宿舍再思考、消化。

    他的工作尽善尽美，连严厉的科主任也无法挑剔，凡遇手术尽可能多让他执刀。1954年，医院组建脑外科，派刘承基到总后学习。1957年又派他到上海华山医院进修，是个很有前途的外科医生。

    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现在却要因为一句无可指责的话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从此成为另类。

    林钧才阖上材料，有些激动：

    “刘承基的话有什么错？这个人不可能反党！”

    邵子善同意他的看法。

    南京军区总医院唯一要定性的“右派”，就这样被否定了。在这场急风骤雨般的反右风云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最终没有做到“零”的突破，更别说完成5%的右派指标了！

    有人并未善罢甘休。院长林钧才与政委邵子善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火坑边缘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也把这把邪火引向了自身。

    复查工作组来了。在总医院找来找去，找不到一本鸣放座谈会的记录，翻查屈指可数的几张大字报，也没挖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在“出身”不好的军区总医院里抓不出一个右派，怎能交差？

    依据“打不出右派的单位，领导就是右派”的逻辑，工作组迅速召开了机关处室干部、科室支部书记和科主任会议，要求揭发院领导在反右斗争中捂盖子的言行。

    会上，邵子善首先做了自我检讨。说了些对这场斗争理解不深、领导不力，没有反出右派来，要负重要责任的话云云。检讨虽然平淡，却很真诚，只字没提私下里与林钧才两人之间的议论以及林钧才说过的那些话。林钧才默默听着，心里暖烘烘的：真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战友！

    邵的检讨过了关，林钧才就成了被揭发批判的重点。

    这也在情理之中。是他不准抽专人开鸣放座谈会，不主张写大字报，怕影响医疗工作的正常运行。是他要全院干部群众把精力都集中在医院管理的检查总结上，一心筹备医院管理工作会议。是他顶撞上级，做过没有右派的保证。

    然而，由于林钧才自己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没写过一张大字报，自然也就挑不出一句他的反党言论。会议组织者动员来动员去，收获的只是一片沉默。

    终于，一位科室主任站起来，提了一条意见：“林院长告诉我们，我们是部队，不要介入院外的事，只管看好自己的病人，不要乱说乱动。”

    主持会议的人一听如获至宝，转身严厉质问林钧才：“你说过这话吗？”

    “我说过。我认为我的话没有什么错。依你说，是乱说乱动好呢还是不要乱说乱动好？”

    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冲淡了会场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闷……

    批判会开了十几次，终于没能挖出什么实质性的治罪言论，无果而终。

    这真是一场荒唐的运动。听说，还有些好心的领导因为本单位没有完成规定的右派指标，要求自己去顶数的！但林钧才没有这样的觉悟和雅兴，直到最后也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

    1957年10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林钧才没有被划进这个标准之内，幸免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很简单：他是戴着胡志明亲手颁发的一级英模勋章回国的，那些人正是顾忌这一点才没敢最终下手。

    不过，“政治右倾”、“单纯技术观点”两顶帽子却戴定了，军区党委委员、后勤党委常委等党内职务也被统统撸掉。结论写进人事档案，从此跟了他一辈子。

    这种非功即过的处理在政治运动中是家常便饭。林钧才在反右斗争中的不合拍保护了别人，也救了自己，在这场严酷斗争中奇迹般涉险过关！对于这样的结果，他坦然接受，无怨无悔。

    对林钧才而言，眼前这场斗争的是是非非，当时的他并没有任何先知先觉。他所做的，不过是在一片高温聒噪中稍微保留了一点点冷静的思考。这个决断，与其说是靠勇气和胆识，不如说是凭常识与良知。

    这一点常识与良知，却改变了不少人的前途和命运。

    2001年春节前夕，林钧才在北京家中突然接到一封来信。

     林院长：您好！

    今天我才得到您的通讯地址，寄一篇有关我的报道给您。因为您和邵政委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人。没有你们二位，我个人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敢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为真正的革命者树立了高大的形象，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心凝集而成的。

    我现在已离休，仍然很忙，有时还做手术，文字工作也很多。您始终是我的榜样。祝您健康长寿！

    问赵志强同志好。

                                                                                             刘承基

                                                                                           2001年2.1

     随信附有一篇杂志专访的复印件，题为《与共和国同行的白衣战士刘承基》。其中一个小标题——“承基不可能反党！”追述的正是当年金陵城中那段反右风云。

    从1957年到2001年，43年过去。当初的热血青年已是享誉海内外的脑外科专家，著作等身，硕果累累，1981年，他成功施行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例脑血管架桥术。

     文中有段文字让林钧才格外动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向社会表达心意的渠道和方式，医学就是刘承基的表达方式。手术的过程本身绝不仅仅是辛苦和压力，它还使刘承基感到快乐和满足。他学会了欣赏自己和同事们的成功，并在欣赏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对于当初的所作所为，几十年来林钧才很少提及，似乎事情原本就该如此。43年过去，这短短几十个字，却让他开始重新深思自己当年行为的价值与意义。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保护或伤害一个人才，往往只在一言中。

    常识，良知——历史的改写往往就系于这两个词身上，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