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染病学的分类中，一般按照病原体的不同分为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原虫病、蠕虫病、立克次体病等等。
流行性出血热，一种非常肆虐的急性传染病，文献显示，医院等级越高，此病的误诊率越高。何以出现这种反差现象呢？
在病毒所致的传染病中，近年流行区域较广、发病率较高且误诊病例报道较多的当属汉坦病毒引起的流行性出血热（EHF）。可成为EHF传染源的宿主动物达90多种，但以各种鼠类为主，传播媒介和储存宿主是革螨。当从鼠身上感染了汉坦病毒的革螨叮咬人类后，病毒由叮咬部侵入血液循环，广泛落户于肝、肾、胃肠、心脏、脑等多个脏器，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组织内血管内皮损伤，而表现为多个脏器的充血、水肿。临床上尚未发现病人间的垂直传播。EHF在我国的流行区域非常广，1986年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EHF流行病学调查，确定除青海、宁夏和西藏外，其他省市均为本病疫区。但1998年宁夏已有发病病例报道，预防人员发现西藏察隅地区可能也是EHF的自然疫源地。汉坦病毒的感染途径有多种，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母婴、皮肤伤口、呼吸道及直接接触，而消化道几乎不感染。EHF主要损害肾脏、心脏、脑及脑垂体，也可损害其他脏器，所以临床表现异常复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医生们将EHF表现归纳出了几个“三征”：三大主症（发热、出血与肾损害），三痛征（头痛、眼眶痛和腰痛），三红征（颜面、颈部及上胸部充血发红）。典型病例基本具备这些特征，三痛、三红主要出现在病程早期，对诊断非常有意义。病人和家属留心这些特征，对及时确诊很有提示作用。EHF的病程演变分为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5期，但各期区分并不截然明显。
《中国医学误诊文献检索系统》收集的1990年～1996年国内医学期刊资料完整的有关流行性出血热的报道共47篇计5031例 中误诊1441例，平均误诊率为28.6%；而1996年以来仅《临床误诊误治》杂志报道的误诊病例就达124例，其中有延误诊治致死者，有误为急腹症行开腹手术者, 有诊治不当致慢性肾功能衰竭者。在浙南某EHF高发地区的一所县医院，90年至95年间收治了近千例出血热病人，其中7例因突出的腹痛、腹肌紧张和发热，腹腔内出血，医生仅重视了腹部阳性体征，忽略了本已存在的颜面和眼球结膜充血水肿，亦未行尿常规和肾功能检查，分别误诊为急性阑尾炎、自发性脾破裂、肝癌破裂出血以及肠坏死，贸然行剖腹手术。一例本来术前已怀疑出血热被收入传染科治疗，但入院当天病人出现剧烈的腹痛、休克，腹穿有不凝固血，B超提示肝脏肿物，又诊断为肝癌破裂出血急症手术，术中发现B超探得的肝脏肿瘤实为肾脏周围的巨大血肿。后来经过血清免疫学检查确诊为EHF。一位女青年，突然发热、剧烈腹痛，白细胞升高，外科医生即据此诊断急性阑尾炎，手术切除阑尾，但术后刀口大量渗血不止，近1天后才疑及EHF请传染科会诊，但为时以晚，不治而亡。EHF的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文献报道在10%左右，江苏省一所市级医院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收治的634例EHF病人中，病死50例，病死率为8.7%，死亡原因主要与损害重要器官、出现严重并发症有关，也与误诊误治延误抢救时机、治疗措施不当、未及时血透治疗等因素有关，在老年组，病死率高于全组平均病死率的近2倍，由此提示老年人患EHF时，病情重，并发症多，诊断治疗更加困难。
李振奇医生通过对1990～1996年EHF误诊文献的检索，发现各级医院的误诊率相差很大。与大部分疾病医院等级越高误诊率越低的情况相反，检索结果显示，省级医院误诊率51.95%，市级医院为45.41%，县级医院仅为11.4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是否与下列因素相关：（1）医院越大，专科划分越细，导致大医院医生对非本专业的疾病的EHF不熟悉；（2）EHF的发生与职业及生活环卫生条件等关系密切，农村人口发病率高于城镇居民，因而一些高发区的县乡医院的医生经常接触本病，诊断经验自然较丰富。（3）一般来说，大医院接受的非典型病例及危重症病例较多，诊断的难度也随之加大。从误诊疾病的范围来看，由于该病受累器官较多，所以误诊疾病的范围也广，1400余例分别被误诊为62种疾病，最常见的几种误诊疾病为上感、病毒性肝炎、急性肾炎、急腹症、急性胃肠炎和上消化道出血等。在这些病例中，因误诊导致病情恶化或死亡者占2.8%，因延误病情，增加治疗困难者占7.2%，其余88.3%的病例及时纠正诊断后痊愈，并未造成不良后果。
HIV本身并不在体内形成“感染灶”，而是假借其他病原体之手“作孽”，于是，爱滋病几乎所有的临床表现都是各种机会感染的症状。爱滋病的漏误诊，会造成其隐性医源性传播，给社会群体带来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其他传染病。
“世纪瘟疫”爱滋病也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它的致病原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从命名我们可知，它的罪证即在摧毁人体的免疫屏障，使人体对抗外界病原体的能力大大下降，各种病原体因此乘虚而入，导致各种感染性疾病，这在医学上称为“机会感染”。也就是说，HIV本身并不在体内形成“感染灶”，而是假借其他病原体之手“作孽”。爱滋病本身并没有什么典型症状体征，它几乎所有的临床表现都是各种机会感染的症状，这就可能确诊了机会感染的疾病，漏诊或误诊了爱滋病。爱滋病的漏误诊，会造成其隐性医源性传播，给社会群体带来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其他传染病。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能真正将HIV置于死地的办法。尤其在我国，HIV抗体监测的条件有限，只能在具有近期输血史、吸毒史、性乱史的高危人群中开展普查监测，在住院病人中，也只对高度怀疑爱滋病的病人才行HIV抗体监测，而且许多基层医院尚未开展此项目，加之目前爱滋病的病例报告多为各案案例，无法进行误诊的统计学处理，因此很难有统计数据说明爱滋病的误诊率有多高。（数据库中报道几组几例）98年以来我刊报道了3例爱滋病误诊病例，一例在北京，一例在云南。虽然报道例数极少，但从卫生部公布的HIV感染人数和发病情况来看，漏误诊情况并非鲜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报道的某病误诊病例数的多少，虽可反映该病的多发的易于漏误诊，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对该病的认知程度和重视性传播途径。由此推断，有关爱滋病误诊的报道少，与临床医生对其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有很大关系，正如《中国医学误诊文献检索系统》对总体误诊原因的分析所示，对疾病认识不足而造成的误诊占25%，居16种误诊原因之首。
北京报道的一例爱滋病病人是一位32岁男性，不明原因发热半月余，血清学检查证实为流行性出血热，对症治疗后缓解出院。3个月后再次因发热住院，全身表浅淋巴结肿大，骨髓穿刺为感染性骨髓象，淋巴结活检为慢性炎症，诊断淋巴结结核，抗结核治疗月余，体温正常出院。2个月后再次发热伴咳嗽、咳痰住院，经全面检查排除了血液病，又找不到结核灶佐证。病人又突然出现脑膜刺激症状和意识改变，按结核性脑膜炎治疗，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在治疗中反复追询病史，病人才极不情愿地吐出发病前与外籍人有过不洁性生活史，即查血中HIV抗体，结果阳性，确诊为爱滋病。经检查，其妻HIV抗体亦阳性。此例是属于有比较明确的感染史的病人，在有的病人，在监测抗HIV阳性的情况下，也矢口否认输血、手术、吸毒、冶游史，来自云南德宏州的两例即如此。一位25岁男青年，表现为间歇发热、咳嗽、咳痰、便血、下肢水肿等，经常出入缅甸，但否认吸毒、冶游史。入院初始按肺结核治疗，后查血抗HIV阳性，而确诊爱滋病。另一位中年男性，主要症状为头痛、呕吐、颈项强直、发热月余入院，脑脊液墨汁染色查见新型隐球菌，确诊新型隐球菌脑膜炎，行抗真菌治疗，但病情进行性加重，昏迷，抽搐，住院第10天死亡，临终前2日 查抗HIV阳性，确诊为爱滋病。
爱滋病并非无规律可循，只要提高警惕性，就可发现其“蛛丝马迹”：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明显消瘦、慢性咳嗽、慢性腹泻，反复或并存真菌、病毒、结核菌感染的病人，尤其在针对已发现的病原进行病因治疗无效，反而逐渐衰竭的病人，应高度怀疑爱滋病，反复询问相关病史，及时监测HIV抗体，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隔离、早期治疗。
HIV目前已确认的传播途径为输血、性交和母婴传播，其中以性交感染者最多，因此也是最危险的传播途径。近年，随着性观念的开放，涉足婚外不洁性行为的人趋多，致使各种性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感染HIV也是时时踏响的一处“雷区”。但近来报端也见到“爱滋病恐怖症”一词，称一些人既经不住婚姻外的性诱惑，事后又惟恐感染上HIV，忧心仲仲，频繁到防疫部门验血，即便检查结果阴性，也不放心，反复向医生陈诉咨询，仿佛生命的尽头已然来临。此等人士，既然有如今，何必当初呢？看来，要减少对HIV的恐惧，唯检点自身行为为上策，切莫贪图一时快慰，而积一世悔。还有一种HIV恐惧症，表现为周围人群中一旦有HIV感染者，不论以何种途径感染者，皆如躲瘟疫般地躲避感染者及其家人，甚至回忆起曾经和某某面对面说多话、拉过手，都紧张得如大难临头。此实为对HIV和爱滋病的无知与偏见所致，只知爱滋病“凶猛”、“传染”，却对HIV的传播途径一无所知。从社会道德上讲，感染了HIV，对当事者及其家人，都是沉重的打击，如果社会不予理解，医务人员不予关爱和帮助，反而拒之千里之外，实为不道义的荒谬的冷酷的。因此，全社会都应对HIV感染者多一份爱心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爱，让他们在爱的温暖中走过余生，这应当是一种最完美的人道主义。
由于耐药菌株的广泛出现，使伤寒这一古老的疾病表现不再同以往，给临床诊断增加很大困难，其平均误诊率在34.9%。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侵入消化道而引起的急性发热性疾病。主要受累的是全身单核细胞系统和回肠附近的淋巴结群。说起伤寒的典型表现，哪一个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大多知道是持续发热、神经中毒症状、相对缓脉（指体温很高但脉率不随之加快）、玫瑰疹（淡玫瑰红色且边界不清楚的皮疹）、脾肿大和血白细胞减少。淡实际上，临床医生们已很少能见到都具备上述典型的伤寒病人了，真正有相对缓脉、玫瑰疹的发热伤寒病人并不多，使得原来病情就比较复杂多变的伤寒，变得更加让人揣摩不准了。有人统计14位作者1980～1993年报告的2790例伤寒，误诊率为10.1%～84.0%，平均34.9%；另据对1985年～1992年报告的552例伤寒误诊病例的分析，伤寒误诊的疾病范围甚广，已涉及到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及血液病、精神病等多学科、多系统，足以说明伤寒诊断的复杂性。另一组来自新疆的肠伤寒病例，68例中有17例因延误诊断发生肠穿孔。一组来自广东的小儿伤寒，83例中35例曾被误诊，误诊率42.2%。
那么，究竟是说明原因使伤寒的临床表现发生这么大的变异呢？最主要的原因，一是病人在发热早期不恰当地应用了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甚至糖皮质激素等不规则的治疗；二是伤寒预防接种的广泛开展，使机体对伤寒杆菌已产生一定的抵抗力；三是伤寒杆菌耐药菌株的大量出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伤寒的典型表现不再典型。
在夏秋季节，如果家里有原因不明的发热病人，已持续5天以上，而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低，且嗜酸性粒细胞记数减少，此时应考虑伤寒，若查得肝脾轻度肿大，则更不容忽视，要及时到医院传染科就诊。反复查血和骨髓的伤寒杆菌培养、肥达反应，多可早日确诊。如果当地有伤寒流行，更应警惕。1993年春，四川省武隆县发生的一起伤寒暴发疫情，波及23个乡镇，600余人发病；1987年夏秋季，伤寒在浙江嘉兴流行时，到当地
某综合性医院就诊的500余例高热病人，大多数为伤寒病人。
伤寒漏误诊率较高的原因除与疾病表现不典型有关外，也与常规实验室检查方法缺陷较多而敏感的方法难以普及有关。比如肥达反应是诊断伤寒最常用的血清学试验，在临床上应用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敏感性差，存在较高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率，国内报道其假阴性率达25%～44%，国外学者报道伤寒病人入院时肥达反应只有25%的病人滴定度增高。血培养出伤寒杆菌应当是确诊伤寒的“金标准”，但由于病初的抗生素治疗，使得其阳性率也仅仅在40%左右，而且自采血到出结果，要1周左右，医生不可能让病人在1周的时间里“干等结果”。近年国内外虽然已有多种早期、快速诊断伤寒的方法问世，如微量抗体杀菌试验、伤寒脂多糖被动血凝试验、过氧化物酶技术检测伤寒抗体以及酶联免疫吸附实验等等，但这些检测技术多数未在基层医院开展，使得多数医院对伤寒的诊断仍沿袭旧法，伤寒的早期确诊率自是难以提高。
立克次体、支原体、衣原体和螺旋体等，是不同于细菌、病毒的微生物，已发现的与人体疾病有关的，分别有十余种。我们此处仅说说容易误诊的几种立克次体和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
发烧伴出现在隐匿部位的皮肤焦痂和溃疡，是恙虫病的特征性改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愿意让医生检查这些部位。
恙虫病是发病率较高、误诊率亦高的一种急性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其病原体为恙虫病立克次体，以恙螨幼虫叮咬人而感染。恙虫病除有一般传染病常有的发热、淋巴结肿大、皮疹外，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是恙螨幼虫叮咬人后造成的皮肤焦痂和溃疡。然而，并非所有病人都有典型的焦痂和溃疡，有的病人的焦痂仅小米粒大小，有的甚至缺如；也并非所有的医生能发现并认识到焦痂和溃疡对恙虫病诊断的意义，尤其在恙虫病发病较少的北方地区。
过去一致认为我国的恙虫病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沿海地区，但近些年疫区不断向北、向西移行，1973年西藏发现该病病例；1992年北京地区农村首次出现恙虫病流行；山东沂蒙地区也发生过小范围流行。我刊1996年到1999年间刊登的7组恙虫病误诊病例共132例，其中来自广东省的仅2篇18例；以云南报道的病例数最多，计3篇99例；来自山西12例、山东1例。从病例报道的地域看，恙虫病的流行区域已不仅仅限于江南和沿海，同时也说明这些地区的临床医生对恙虫病的警惕性还不够，因而出现较多的误诊病例。
晋东南某驻军医院1993年到1996年的3年夏秋季中，共诊治了35例恙虫病，由于对其认识不足，初始有12例被误诊为伤寒、败血症、脑膜炎、肺炎、心肌炎和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有两例出现并发症而死亡。恙虫病和伤寒都是发生在夏秋季节的传染病，临床表现有相似之处，都有发热、皮疹、肝脾肿大，与变形杆菌有相同的抗原性，有时血清学检查也会出现相同反应，有两例在住院后第一周查肥达反应O凝集素和H凝集素均阳性，确诊为伤寒，尽管在按伤寒给予氯霉素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但在后期查房体检时分别在腋下和阴囊处发现圆形焦痂，局部淋巴结肿大，复查外斐反应变形杆菌OX凝集素升高，方明确是将恙虫病误诊为伤寒了。另一例发热5天住院的病人，入院查体发现类似流行性出血热的“三红”体征，胸部有出血性皮疹，当时没有检测出血热抗体的条件，便根据症状体征诊断为流行性出血热，未再详细检查恙螨幼虫易叮咬的隐匿部位。到住院第5天，病人仍持续发热，再仔细查体，在右侧腹股沟发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焦痂，伴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查外斐反应阳性，确诊为恙虫病，静脉输注氯霉素3天，体温即降至正常。
恙螨幼虫进入人体后，引起立克次体血症或毒血症，造成多个器官的损害。虽然氯霉素读恙虫立克次体有强大的杀伤力，但如果感染严重或病人机体抵抗力极差，“特效药”亦无济于事，可能造成多器官功能衰竭迅速导致死亡。一47岁女农民，在劳动中右腿掴窝被竹尖刺伤后局部出现红肿，伴高热，到乡医院就诊，诊断皮肤外伤感染，静脉给予先锋霉素、环丙沙星等1周无效，逐渐出现腹胀、黄疸，全身皮肤粘膜广泛淤血斑点，虽曾怀疑急性传染病，查外斐反应、肥达反应等阴性而排除，以“败血症”急转至市医院。入院时病人处于高热、休克状态，全身黄染，右侧腹股沟有数个肿大、压痛的淋巴结，右掴窝有一个直径1厘米左右的伤口，表面有渗出。体检发现心音低钝，肺部有湿性罗音，肝脏肿大。血常规提示血象高、中度贫血，凝血功能障碍，肝肾功能均受损；X线胸片示肺水肿；外斐反应OXK凝集价高达1：320。诊断恙虫病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入院后两天，病人即衰竭死亡。
总体分析恙虫病的误诊原因，发现很多与未发现焦痂、溃疡和皮疹有关，造成这一重要体征遗漏的原因虽与医生体检不细致有关，也有其客观因素，因为焦痂、溃疡和皮疹多发生在病程早期，且位于身体隐袭部位不被病人自己注意，大多数病人是在发热数天自行按一般感冒处理无效时才到医院就诊，而此时部分皮疹已消退、焦痂已脱落，体检时不易发现和鉴别；另外，恙虫病病人多来自农村，病人接受异性医生的体检时，多有怕羞心理，不愿让异性医生仔细检查腋下、腹股沟、外阴等部位，而这些部位恰恰是恙螨幼虫好袭击的部位。恙虫病的特异性实验室检查主要是血清变形杆菌OXK凝集素反应（即外斐反应），但此凝集素最早也要在病程第4或第5天以后才升高，故病程第一二周外斐反应基本不呈阳性反应，这也给早期确诊带来困难，有时虽然做了外斐反应，病程初期的阴性结果，会给不少医生造成假象，轻易排除恙虫病的诊断。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医学院不再讲授性病，所以，当大量的性病病人出现在我们的中青年医生面前时，复杂多变的症状，令他们困惑。
螺旋体是一类较大的微生物，形态各异，但都呈螺旋状运动，故而得名。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螺旋体主要有梅毒螺旋体、钩端螺旋体、回归热螺旋体以及近年证实的莱姆病的病原体伯道疏螺旋体等。螺旋体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至今仍是我国的重要传染病，不仅钩端螺旋体病等继续威胁着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而且梅毒的发病率的急剧上升，新近出现的螺旋体病如莱姆病的疫源地的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提示应当对螺旋体病予以重视。
梅毒是性传播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它在旧社会曾经十分猖獗，解放后经过大力治理，1964年我国政府宣布基本消灭了性病。但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敞开，西风东渐，性开放、同性恋等不良思想和生活习性也随之涌进来，嫖客、暗娼等也随之泛起，各种性传播疾病便如迅猛之势卷土重来，仅截止1992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新发性病就达80余万例，还不包括大量未就诊者和在个体诊所就诊未行疫情登记者，而且登记在册的病例数每年都在呈几何倍数的增长。据《临床皮肤与性病》杂志刊文，广州妇婴医院1995年6月至1996年2月对1200例在妇科普通门诊就诊的病人和产前常规检查的孕妇进行了性病问卷调查和八项性病抗体的检测，结果47.75%的调查者感染了这些性病的病原体，通过对各相关因素的调查，其中新增性伴侣和初次性行为提前者患性病的危险度最大。广州军区总医院皮肤科接诊性病病人10632例，1995年同10年前相比，年就诊人数从215例增长到1639例，增加了7.62倍。从我们杂志刊载的文献看，性传播疾病中以梅毒的误诊报道最多，3年间报道的总误诊病例数达527例，有误诊率统计的，大约为30%～60%。
最大的一组病例来自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性病科。该科1993年5月至1997年5月4年间收治梅毒920例，其中387例曾在其他医院误诊。这批病人来源有三方面，一是对收容、拘留及部分劳改对象进行筛查发现；二是病人主动就医；三是各综合性医院转诊而来。387例误诊病例中，年龄最小者是两名仅一岁左右的婴幼儿，最大者已近古稀，但以20～40岁的性活跃期最多，占72.6%。男性病人显著多于女性，男女之比为2.99：1。对文化程度和职业的调查显示，文盲、小学文化程度者占43.41%，农村人口占27.65%，分别居首位。说明文化程度越低，卫生环境与生活条件越差，人们对性病的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越差，性病的发生率就越高，这在其他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大体一致。在沿海开放地区，性交易活动比较多，病人的职业又以暗娼和个体经商者居多。性病的发病率上升，也与某些性病病人对社会认知程度低下和道德素质差有一定关系，曾在报端读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从事性交易活动的女青年，得知自己患了梅毒后，惊恐万分，以为是不治之症。当医生向女孩解释治疗并不困难，且目前属于早期梅毒，。女孩问医生：要是再过1个月治疗，不会死吧？医生自是不会明白这话里的话，便告诉她梅毒的发展比较缓慢。过了一个月，女孩又来找这位大夫，非常解恨似地告诉医生，这一个月里，她想尽办法频繁更换“服务对象”，一共和24个异性发生性关系。“是他们这些该死的男人让我得病，我也要让他们多多传染！”听了次话，医生不禁瞠目结舌，多么令人悲哀的女孩子呵！
由于梅毒临床表现多变，病程中各期症状体征的差异较大，所以误诊疾病的范围相当广泛，该组病人误诊疾病达26种，涉及皮肤、神经系统、肝脏、骨与关节、心血管系统、眼、口腔等多个器官系统。而文献所见的梅毒误诊范围，就涉及到40种皮肤病、22种口腔粘膜病、16种骨与关节疾病和7种眼病，足以说明梅毒临床表现的复杂多变性。
梅毒按传染过程分为三期，一、二期称早期梅毒，三期为晚期梅毒。梅毒的惟一传染源是梅毒病人，性接触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早期梅毒病人病损的分泌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在尿液、乳汁、唾液和精液中也含有梅毒螺旋体，极少数人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而感染，如曾有报道9岁女孩患梅毒，其父母均非感染者，但其经常到母亲工作的宾馆玩耍并使用那里客房的坐便器，此成为可能性最大的传染途径。近年在男性同性恋者中发现的梅毒病人也在增加，其传播途径系肛门直肠直接传播；前述的2例婴幼儿梅毒，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来自母亲血液，梅毒活动期的女病人妊娠后，血液中的梅毒螺旋体对胎儿造成垂直传播。随着病期发展，梅毒病人对外界的危险性即传染性越来越小，当然自身各器官的损害会愈加严重。
梅毒各期的临床表现不同，最显著的临床特点是周期性潜伏与再发。当机体免疫力强时，侵入体内的螺旋体被迫变为球形，静止不动，在体内一些部位伺机等候发作运动的机会。一旦机体免疫力下降，它们就开始活动，造成局部损害。一期梅毒时，梅毒螺旋体在入侵部位繁殖，造成损害，称为“硬下疳”。“硬下疳”初始为是一丘疹、硬结或浸润性红斑，继而糜烂或形成浅溃疡，触之有软骨样的硬结，不痛不痒。即便不治疗，它也可在3～8周内自然消失，但并不表明病原体消失了，而是一个梅毒螺旋体的“休整期”，准备进入第二期。二期梅毒大约发生在感染的10周左右，先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如乏力、头晕、低热、肌肉或骨关节疼痛等，随后全身皮肤出现数目众多、对称性分布、不痛不痒且触之有硬感的斑疹、丘疹或扁平湿疣，男性病人易伴有龟头或尿道口溢脓，女性病人易伴有白带增多或脓性白带。到了第三期，梅毒带来的损害不仅仅局限于皮肤粘膜了，它常常侵犯骨骼形成骨骼梅毒，未经治疗的梅毒有10%的病人发生梅毒性心脏病，20%～30%的发生脑血管梅毒或脑实质梅毒；此期的皮损主要有梅毒结节、树胶肿样梅毒瘤和关节附近的皮下对称性结节。目前临床上常见的，还是早期梅毒，真正进入晚期的病人并不多。
关于梅毒的诊断，需要综合分析病史、症状，确诊的金标准是血清中检测到梅毒螺旋体抗体，目前常用的实验方法有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TPHA）、不加热的血清反应素试验（USR）等；病损切片或分泌物涂片亦可在暗视野显微镜下发现梅毒螺旋体。关于梅毒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WHO）仍推荐青霉素为首选药物，至今没有发现对梅毒耐药的梅毒螺旋体，只要经过正规治疗，杜绝不良行为，避免再次感染，梅毒的治疗并不困难也勿需太大的耗费。目前多数医院选用苄星青霉素等长效青霉素每周一次肌肉注射，通常3次即可获显著效果。
梅毒的男性病人显著多于女性病人，尤易发生在长期在外务工人员，他们为解决生理需求而有冶游史。小许是位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的司机，95年秋季，他为了一桩业务在外地奔波了两个多月不着家，于是在公路边的小饭馆、小旅店同服务小姐解决了几次生理饥渴。孰料3个星期后，小许发现龟头部不知什么时候长了一个花生米大的红斑，并无不适，到附近医院皮肤科求诊，医生粗略检查了一下龟头处的皮损，就诊为固定性药疹，未予特殊处理。反正不着吃不着喝，小许自己也没再在意，1个月后，这个斑块自行消失了。又过了3个月，腹壁也出现了一块类似的红斑，两个月后，周身上下到处大大小小的潮红斑疹，表面有皮屑脱落，又找上次那所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诊断未银屑病（即牛皮癣），药物治疗1个月无效，才到上一级医院检查。该院皮肤科近来收治过一些梅毒疹病人，接诊医生一看，就高度怀疑二期梅毒，经过相关血清学检查，诊断得到证实。肌注苄星青霉素两次，皮疹就开始消退即愈。半年后，全部消退，血清学检查也转阴。只图一时快感，而酿成如此一杯苦酒，小许的教训太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得不偿失！
女性梅毒病人，除暗娼和有性乱史者外，多数感染来自她们那缺乏责任感的丈夫。35岁的阿珍是闽南某工厂的干部，不明原因地双手期红斑伴脱屑，到市里多家医院皮肤科求治，先后诊为手癣和湿疹，内服外用了大量抗真菌药物，屡不奏效，皮损越来越多。3个月后，双足底也出现了相应的皮疹，来到本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皮肤科，经查RPR、TPHA效价均明显升高，确诊二期梅毒。经医生仔细询问病史，阿珍吐露丈夫自己经营一家公司，生活不大检点，常在外面同异性有些瓜葛。不仅性活跃期的女性易受害，老年女性也可因丈夫冶游而贻患梅毒。魏家阿婆今年60，和老伴之间还偶有性生活，但老伴生活也不检点，一把年纪了还常在外面拈花惹草，终于发生了“硬下疳”，而且得病后不注意，还与阿婆同房。结果两个月后，阿婆的会阴部开始出现绿豆大小的暗红色丘疹伴痒感。那地方有了毛病，阿婆哪敢到医院去看，寻着镇里电线杆儿上贴的“专治皮肤病”的小广告，她来到一家僻静的私人诊所，听任这游医按牛皮癣和尖锐湿疣治了1个多月，身上的疹子越治越多，这才到正规医院找皮肤科大夫诊治，经相关检查确诊二期梅毒。
性病卷土重来已有二十余年，从文献报道的情况看，梅毒的误诊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早期梅毒的误诊率至少在60%以上。90年代中后期，医生们逐渐认识到了梅毒高发的趋势，对其警惕性有所增加，我刊报道的几组病例，误诊率最高者仅为42.1%，低者约20%。关于梅毒的误诊原因，各位医生“英雄所见略同”，认为与几方面因素相关：对梅毒认识不足，被所有的文献列为首要原因。自从1964年我国政府宣布消灭性病以来，加之十年内乱，医学院校很长一段时间已不讲授有关性病的课程，虽然近年逐渐恢复了教学，有关部门也开展了有关性病知识的宣传和培训，但也比较笼统概要，力度和广度都欠缺。所以大部分中青年医生对性病的印象淡漠，甚至从未遇到过病人，自然对包括梅毒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缺乏警惕性。其二，梅毒临床表现复杂，起病隐袭，发展缓慢，逐渐累及全身各器官系统，病程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容易同其他有类似症状的疾病混淆。第三，梅毒的传播方式隐蔽，95%以上的成人梅毒由不洁性交感染，因为冶游史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大多数病人不愿如实提供病史，尤其是未婚者和单身者。而且梅毒是卫生部颁发的必须进行疫情通报的8种性病之一，在正规医院皮肤性病科确诊的梅毒等8种性病，都要详细填报疫情卡上报，以便统计分析疫情。但很多病人因此而误解了本规定的用意，怕登记上报暴露隐私，不是隐瞒病史，就是回避正规医院，结果都导致较多的病人被误诊误治。第四，梅毒的确诊有赖于病原学和血清学检查，但由于我国基层医院的设备条件有限，大多县以下医院都尚未开展RPR、THPR等相关检验项目，所以无法确诊。此外，即便有条件检查，梅毒螺旋体在体内繁殖并产生相应抗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在感染螺旋体后5～7周或出现硬下疳2～3周后，血清中才能产生抗体，血清学试验才能呈阳性反应，所以一期梅毒的血清学反应的阳性率仅70%～75%，二期梅毒的阳性率虽可达到100%，但也有假阴性率。受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梅毒的误诊也是在所难免的。
寒热、酸痛、一身乏，眼红 、腿痛 、淋结大，这是钩端螺旋体病的典型症状。但是，钩端螺旋体有上百种血清型，产生的症状能这么典型吗？
在致病性螺旋体中，有一组体形纤细、两端带钩的螺旋体，被称之为钩端螺旋体，简称钩体。由各血清型钩体所引起的急性疫源性传染病，叫做钩端螺旋体病，也简称钩体病。钩体病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在我国除少数北方的省区外，几乎都是该病的疫源地，最主要的传染源是感染了钩体的鼠类和猪，人类感染钩体也来自动物。在南方产稻区，患钩体病的鼠把含有大量钩体的尿液排泄在稻田和田间，夏秋季节农民喜赤足下地劳动，接触疫水而感染。在北方则以猪为主要传染源，患钩体病的猪将尿及粪便排泄在地上，在雨季或洪涝之时，这些含有大量钩体的粪便四处外溢，污染环境，人类接触疫水后，就会感染发病。
钩体病是否也容易误诊呢？回答是肯定的。广东省龙川县医院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收治的128例钩体病中，首诊误诊43例，误诊率33.6%；在安徽蚌埠某医学院附院神经内科，1988～1995年间共收治钩端螺旋体性神经根炎69例，有21例曾误诊为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炎即格林巴利综合征，误诊率也为30 %左右。这一方面和医生对本病的认知程度有关，如果认识充分，则误诊率呈逐渐下降趋势，龙川县医院的回顾性分析即说明了此点。该组1980～1989年更与钩体病复杂的临床表现有关。因为钩体有不同的血清型，目前国际上已确定的已达23群200型以上，而且新的血清型仍在不断被发现、确认。同一型钩体可引起完全不同的临床表现，不同型的钩体却可产生相同的症状，所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见到的钩体病，临床表现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型感染，也因感染病原体的数量、感染者的机体免疫功能的差异，出现不同的症状体征，而容易误诊。
钩体病的典型临床经过为3期，初期为败血症，中期为各器官损害症状，晚期为变态反应症状。在病初的一到三天内，最典型的钩体败血症的症状被归纳为“三症状三体征”，即寒热、酸痛、一身乏，眼红（眼球结膜充血）、腿痛（小腿肚的腓肠肌压痛）、淋结大（浅表淋巴结肿大）。但近年来很多发热病人早期即不规则使用过抗生素，加上钩体各血清型对人体的作用不同，已很少有完全具备这三症三征的病例了，如龙川县报道的43例误诊病例中，没有一例完全具备这些特征，而主要以发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血、黄疸等消化道症状，或咳嗽、咯血等消化道症状为主，以致误诊为急性肝炎、胆囊炎、胃肠炎等7种消化系统疾病。至于中期的临床表现，则根据受累脏器不同而异，最常受累的器官有胃肠道、肝脏、肾脏，表现为各器官的功能障碍和出血；脑和脑膜组织、脊髓也可受累，但较少见一些。安徽蚌埠某院报道的21例钩体神经根炎即为此型。这些病人来自农村，赤足在稻田里劳动或在池塘里游泳、洗衣后10 天左右，开始出现乏力，全身肌肉酸痛，低热，自以为过度劳累或感冒，未加在意。1周后，所有的病人都突然出现肢体麻木感，三四天后即出现双下肢瘫痪，四肢感觉似乎穿了厚厚的手套袜子，麻木不觉，均在入院后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入院后治疗几天无效时，方考虑到本地是钩体病疫区，经过相关检查，在血液、脑脊液和尿液中均检测到钩体抗体并培养出钩体。
如果不出现严重并发症，钩体病的预后是比较好的。青霉素、灭滴灵对钩体有较强的杀灭作用，为减少钩体对机体的损害，减少并发症，临床上一般都加用一段时间的地塞米松。
莱姆病，听起来很陌生的病名，它是一种什么病呢？
97年夏季，驻塞外某部一营在一次野营拉练后两个月内，相继有两名战士得了原因不明的“怪病”，先是二连的小王出现右侧面部、胳膊麻木，下颌向右歪斜，吃饭时不能用右侧咀嚼食物。到医院检查，初步诊为脊髓空洞症。后是营部的小冯不明原因地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就诊，除发现双侧视神经萎缩外，没有其他阳性体征，按球后视神经炎治疗2月，毫无效果。该驻军医院为小王、小冯分别进行了多专科会诊，会诊讨论中医生们发现这两个战士来自同一部队，在发病前都参加过山地野营训练，而且都为神经系统的损害。于是，诊断的焦点便集中在寄生虫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上面。因为有关传染病的特异性检查项目开展得不多，为明确诊断，医院特派人送他俩进京会诊，最后通过莱姆病免疫荧光抗体检查阳性，确诊为莱姆病。经大剂量青霉素治疗10天，小王、小冯的“怪病”很快就消失了。
莱姆病，听起来很陌生的病名，它是一种什么病呢？
莱姆病又叫蜱媒螺旋体病，其病原体叫做伯道疏螺旋体，它对人体的损害主要集中在皮肤、神经、关节和心脏等系统。虽然莱姆病在1910年在欧洲就有报告，但真正对其有进一步认识，还在70年代中期。1975年，美国的康乃狄克州莱姆镇的孩子们莫名其妙地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现了“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发热，肢端小关节肿痛，经过流行病学调查，证实为一种新的疾病，而称为莱姆关节炎。但一直到1982年，才有科学家从蜱和莱姆关节炎的病人的血中分离出螺旋体，正式命名为莱姆病。莱姆病在全球分布和流行，但以美国最严重，有43个州都有本病流行。1986年，我国首先在黑龙江省的林区发现莱姆病病人，后来陆续在新疆、河南、内蒙古、广西和福建等十余个省区发现。但毕竟病例数极少，很多临床医生尤其是非传染病专业的医生，几乎不认识莱姆病。伯道疏螺旋体藏在蜱体内，当蜱叮咬人时，螺旋体便经皮肤侵入，并在局部出现移行性红斑、萎缩性皮炎。该螺旋体对神经组织有较大亲和性，神经系统的损害是主要症状，如脑膜炎、脑病、面瘫、肢瘫等。还有一些病人突出表现为慢性关节炎、心肌炎等症状。莱姆病少见，小王小冯所在驻地又过去又不是莱姆病的疫区，他们所表现的仅为单一的神经系统损害，所以导致误诊误治实属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