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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与文化
http://www.zgkw.cn    主编:高起元 章节作者:曹阳红

 

  曹阳红,女,1965年生,湖北荆州人。1985年7月毕业于荆州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即从事《荆州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编辑工作,至今已19年有余。其间于1996—199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在职学习,获得了科技与哲学专业科技编辑方向的硕士学位。2002年晋升为副编审。在学报工作期间,先后被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分别授予优秀编辑,优秀青年编辑,优秀编辑工作者等称号,所编学报曾多次获奖。

 

  我的编辑理念是:编辑是为作者服务、是培养人的,所以任何稿件无论刊用与否必须给作者回音,特别是不能刊用的稿件,一定要把详细的审稿意见转达给作者,让作者从中受到启发,得到提高,从而也体现所付审稿费的价值。

 

  当任火先生的《编辑独语》[1]寄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很欣慰。因为这是对我们编辑工作者的一种肯定,一种赞美。

 

  翻阅了一遍,通读了一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贯穿于《编辑独语》始终的有一根红线——编辑与文化。我知道自己的这一认识很肤浅,但这一肤浅的认识依然使我联想了许多许多……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2],从广义上讲,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本文所涉及的文化概念侧重于其狭义层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还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编辑”则不同了,《辞海》上说:“编辑是组织、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的工作。是传播媒介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寥寥数字就把编辑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界定了。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概念。据考证,在我国,“编辑”概念的出现不会晚于唐代[3]。但在编辑概念出现以前,祖先就已经开始从事编辑活动了。编辑活动是人类精神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由于脑力劳动领域内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4]。那么,“编辑”与“文化”这一小一大的两个概念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一、编辑作品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

 

  编辑作品是编辑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亦即通常所说的“出版物”。编辑作品有很多种:书、报、刊、影视作品、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等。这些出版物虽然同属于商品,但它与普通的商品(即物质产品)不同,属于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它除了具备一般商品的物质性以外,还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因此也称之为精神产品。1990年1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总论《出版和出版学》里明确指出:“出版物具有的突出特点是它与一般商品不同,对社会发生更大影响,对人的思想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出版物又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出售,它的物质形式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受经济规律的支配。” 比如一个空笔记本或一个空磁带,它们属于物质产品,其仅具有可供使用的物质价值,而且这一价值的创造不需要创新,仅在生产技术简单重复的条件下就可实现。然而一本书或一个灌录了音乐的磁带就不同了,它们属于精神产品。其除了具有可供使用的物质价值以外,还能使人获得知识,产生感受,激发思维。这一价值的创造必须有创新,而且其价值的大小还取决于创新的程度。

 

  其实,在我国的编辑出版界,曾经就编辑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亦即出版物的文化性和物质性,引发过较持久且激烈的争论。有的强调要重市场、重经济效益;有的强调要重品位、重社会效益;有的主张二者兼顾、并重。严格意义上讲,在早期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两者的矛盾并不明显,只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对矛盾才尖锐地表现出来。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编辑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出版部门要坚持质量第一,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供给人民”。上述种种,毋庸置疑,编辑作品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

 

  二、编辑作品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手段

 

  对这一论题,其实已无需论证,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作为一个论题在这里提出来,一个是想全面展示编辑与文化二者的关系,另一个想法是对这一论点作一些描述,也算是加深一些了解。

 

  前面已提及,编辑活动是人类精神发展到相当水平时,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这种高层次的社会文化活动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传承、积累、传播、优化人类文化的重要手段与过程。我们知道,人类文化的传播与积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通过文字记载的物体特别是图书、期刊(当然包括纸型和电子型)加以传播和保存,并使其发生影响。虽然人类语言的传播和世俗习惯的延续对人类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它同以文字记载的编辑作品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难以比拟的[5]。每一部史书,无不凝结着编纂者的辛劳和汗水,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之所以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无不依赖于编辑者的智慧和奉献!在当今知识爆炸、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编辑作品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可以说起到了其他传播形式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从传播理论看,传播形式可分为人际传播——人与人(包括人与电脑)之间双向交流信息和公众(大众和小众)传播[6]。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由发送者和接受者直接控制,如邮信、电话、电报、传真等,因而又称之为无中介传播。公众传播则不同,它是通过某种中介机构进行的,如书、报、刊、广播、电视等。显然,编辑所创造的作品都是不同形式的公众传播中介。在这种大众传播体系中,以对信息报道的程度不同又分书籍类的深度报道、期刊类的中度报道和报纸新闻类的浅度报道[7]。现代大众传播的一切发展形式,如电视、信息高速公路等都是这三种形式的扩展和组合。这些不同形式的传播中介虽然是一种阶梯式的文化传播过程,分别实现信息的不同文化价值,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文化动态结构。因此,作为文化传播中介,编辑作品永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三、编辑作品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对于“先进文化”本身而言,它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社会实践的理论升华,它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有优秀的就有腐朽的,像迷信、邪教、伪科学等腐朽文化,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灵魂,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必须摒弃它。因此,作为编辑工作者,在创造编辑作品的过程中,首先要有这种意识,同时要具备这种识别能力。这就涉及到一个判断和选择的问题。

 

  任火先生在他的《编辑选择论》中将“选择”的本质、目的和意义论述得很完美。他说:编辑选择是对文化的净化;选择,将编辑推上了文化制高点;编辑选择不仅是对编辑客体的价值评估,而且是对编辑主体的价值超越;选择是编辑学的灵魂与基石,等等。这些论述都是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过程,该怎样选择?怎样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使其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了解文化,了解文化的特质,了解不同文化的渊源。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民族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同军事、经济一样,文化也有强弱之分。但无论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有其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发展权利,都代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主流。现在,国际上开始出现“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因此,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首先要在浩如烟海的文化信息中把握主流文化,选择有价值的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信息。对历史文化的编纂选择要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和积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要注意把握意识形态方向,这是千万不可马虎的。

 

参考文献

 

[1]任火.编辑独语[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徐柏容,杨钟贤.书籍编辑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4]王华良.参加“编辑”概念讨论想到的两个问题[J].编辑学刊,1992,(3):1-7.

[5]许力以.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J].出版科学,2002(2):75-78.

[6]庞家驹.传播媒介与编辑活动漫谈[J].出版科学,2003(2):75-78.

[7]耿新建.期刊在大众传播体系中的文化功能[J].编辑之友,2002(2):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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