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生命在于有创新，医生也是如此。不注重创新的医生就无法适应新的临床工作，无法满足病人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而创新又需要与死板、拘泥、守旧、僵化等观念，进行彻底地决裂，有时还要承担风险，付出代价。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虽然比较安全，比较平稳，但难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古今成功的医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注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任何一个学科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都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每个学科体系的形成都需要一个漫长的、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所以任何有才华的科学家在创造之前都必须要对原有的理论知识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至少是要掌握其精髓，并且要在自己的实践中，证明前人的理论知识是正确的。在实践中，首先是要继承。没有这个过程是无法创新的，医学的继承性更强，这是因为医学是实践科学，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历代的医学家不断地实践总结、完善补充逐步形成的。所以，医学家的继承性也许比其他学科要更强一些。

历史上被人们称为杰出医学家者，都是因为他们推动了医学的进步。要做出这样的贡献，既需要运用前人已成功的科学方法，去进一步认识新的客观规律，不断地去检验、充实，提高已经确立的理论体系，又必须用新的思维和视觉及新的研究方法来探索尚未被认识的客观规律，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者几乎不能分割，也就是说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否则这种创新是没有基础的。相反，没有创新也就难以很好的继承，因为任何学科都是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特别是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如果医生没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准备，既不能创新，也难以继承。

虽然继承和创新二者的关系十分明确，创新对一个医生成长的价值不言而喻。但是在实践中，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很难的，这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某种客观规律或科学方法，建立了某种被人们公认的理论之后，就会在思想上形成一种惯性，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使已经遇到用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的现象，仍然会沿用已有的理论模式，不愿意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且是不自知的。一旦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就会被原有的理论和方法所束缚，从而限制了其创新性，就难以再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所以在临床实践中，必须在继承原有理论方法的同时，注重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做出创造性的成就。

医学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还是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和繁衍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理论体系，对今天的医学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医学的经验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有理论的继承。虽然继承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仅继承是不够的。因为任何理论经验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它既受当时时代的推动，又受时代的限制。对已经前进了的时代来说，它已成为历史。因此，在继承的同时，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旧的某些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不受古人、前人的思想束缚，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而有所创新和前进。

在我国医学史上，从公元前l0世纪《内经》问世，一直到l8世纪中叶，中医学对脏腑的记载有许多错误，“所言处处自相矛盾”。虽然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运用脏腑学说来判断疾病的性质、病因及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中医学记载的脏腑的位置，却存在着较大的误差，这当然是由于当时人们认识手段的限制而造成的。然而一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却再也没有人去怀疑可能有误，只知道盲目的继承，而很少有人纠正其错误。一直到了清代王清任（1763～1831），他经过二十余年的细心观察，并且亲自解剖观察了许多尸体，才纠正了《内经》中谬误，专门著成《医林改错》，从而推动了医学的进步。

在欧洲也有类似情况。古罗马名医盖仑（约130～200），在解剖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有不少错误。他的著作被后人盲目地崇拜为金科玉律，统治欧洲解剖学达l400年之久。l316年意大利著名的普仑雅医校教师蒙迪诺写了一本《解剖学》，书中附了一幅教学图，画着教授高坐讲台照本宣科，助手在台下执棒指点，仆人操作解剖尸体，学生环绕四周观看。这本书先后再版了20多次，沿用了200余年，期间无数的医学家都以蒙迪诺的图示为准，从没有人亲自动手解剖，所有的解剖都是由奴仆来做。如果解剖的结果与权威说法不同，便认定是人体生长的错误。例如，根据盖仑的理论对猴子的解剖，认为人的大腿是直的，却不敢怀疑盖仑的错误，反而认为是长期穿紧身裤的缘故。一直到16世纪以后，人们才在大量事实的支持下，冲破了这种错误见解，建立了新的人体解剖学，从而开创了欧洲医学史上的新纪元。上述解剖学上的实例说明，任何理论学说一旦形成，它虽然可以使人遵循这一理论解释原来无法解释的现象，促进医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进步，但是，如果把这种理论长期地当作金科玉律，始终奉为经典，那么它又可使人偏颇，使人迷失方向，成为进一步认识新事物、推动医学发展的障碍。所以在成长过程中，要更注意创新，避免盲目继承。

相对而言，祖国医学比现代西方医学更容易盲目继承，而不注重创新。这是因为历史上祖国医学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师传家教，把几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常常当作传家宝，而不能随意变更，有些人甚至把祖传秘方视为珍宝，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是否是秘方是相对的，主要看其有没有确实的效果，可以肯定，任何秘方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同时也没有千古不变的秘方。因为疾病发展的规律、病人对药物的耐受性、病原体对药物的敏感性是在不断变化的，变是绝对的。所以作为医生要立足于变，才有可能发展创新，取得成就。

云南省有位青年医生名叫黄传贵，出生在云南省巧家县一个中医世家，据说他已是这个家庭的第8代传人，从小随父学医，较好地继承了祖传的437味草药、3738个单方以及15个秘方。父亲在传授的同时，也传给他一条戒规：“祖传秘方”不得变更。黄家几代人就是在这样封闭的轨迹中循规蹈矩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黄传贵在掌握现代医学理论及亲身实践的基础上，终于勇敢地打破家传“戒规”，经过对祖传秘方药品成分的分析、动物试验及自身试验，在祖传“包块方”的基础上，有舍有取，研究出了新的抗癌粉，在征服癌症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子，经2000余例癌症病人的服用，取得令人惊叹的效果。他还在继承世代家传“秘方”的基础上，集中了当代医学治疗癌症之长，研制出适用不同癌症、不同分期情况下的8种制剂，突破了单一的“包块方”治法，把祖传“秘方”推向了新的更高的层次。因此，立足于在继承中创新，是医生获得成功的重要方法，也是解决临床上疑难病症的有效途径。

在祖国医学史上，作出成就的医学家都有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继承中注重创新，如宋代朱肱潜心研究《伤寒论》达数十年，不但知其长，亦知其不足。他根据自己的实践明确指出《伤寒论》列举的症状多而药少，并加以补充。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一大流派，成为宋代名医。

元代朱丹溪也是金元四大名医之一，他早期虽受刘河间、张子和（金）、李东垣（金）等学术思想的影响较深，并且对上述医学家也心存崇拜，对他们的学术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在结合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却从不照搬三家的学说，而是有所选择和舍取，从而成为了有自己独特理论体系的名家。他虽在刘河间、李东垣之后，但却被后人视为与其二位齐名的四大名医之一，原因就是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体会和理论观念。

张介宾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医学家之一，在初学医时曾对前人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相当信服，而随着自己临床实践的深入，又对上述理论给予了批判和否定，提出了“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的理论，根据自己的经验创立了以温补治法为主的学说，被后人视为温补派的中心人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与丹溪生活的时代有所不同，他们各自总结的理论都是以自己的实践观察为基础的，而不是轻易的盲从别人。

宋代张元素针对当时医界过分遵古的风气，提出了“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见解，主张根据气候变化和病人身体条件灵活用药，化裁古方，自制新方。可见历代医学家既以古人为师，又不完全拘泥于古人的经验。

现代科学虽然已经高度发达，医学已成为多学科的复合体，但是它仍然以旧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任何一个医生的成长也离不开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可以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每个医生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如果只知道继承，没有创新，必然就会落后于时代，自身也难以有所成就。西班牙神经学家拉蒙一卡哈尔，研究并改进了意大利生理学家高基的银盐细胞染色法，建立了“神经元”学说，从而获得l906年诺贝尔医学奖。瑞士生理学家瓦尔特·鲁道夫·赫斯，改进了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科学家的实验方法，刺激大脑的不同部位找到了与之相应的身体各部分的联系，以丰硕的成果获l947年诺贝尔医学奖。他们虽然都是因为有自己的突破性发现或独创而获得最高荣誉的，但是，也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的。他们成功的可贵之处是站在前人原有台阶上，但又不以原有台阶为满足，敢于突破前人理论方法的束缚，以自己的独创精神开辟新的途径，开创出新的天地。

因此，无论是刚出校门的医学生，或临床医生，如何对待前人的.学说，包括名人专家的著作，如何对待自己的老师或上级，都是时常遇到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认识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其实任何人的认识或经验都有其局限性。对待前人、名人、名著都应当师古而不泥古，要善于继承其精华，敢于修正其谬误，在继承中求创新。这是任何学科欲求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古今医学家成功的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