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骞（1897～1987），著名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湖南长沙人。l921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科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内科》杂志总编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后为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在谈论成功医学家时，必然要谈到被誉为我国现代医学之父的张孝骞院士，他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杰出临床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内许多著名医学家都曾就读于他的门下，受到过他的教育和影响，从他的医疗实践思想中受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对我国临床医学发展曾作出过奠基性的伟大贡献。在编写本书时，如果没有专题介绍他的成长、实践及其思想体会，这部《医学人才学》将是一大缺憾和不足。因此，尽管张教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们还是专门拜访了他的学生和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收集有关他实践思想的文献，撰就此节，奉献读者。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如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功德无量，丰碑驻人间。”这是北京协和医院给他的挽联，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现代内科学的奠基人、著名临床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张孝骞教授的人生足迹。张孝骞教授留下的“勤于实践，反复验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医训，已成为一代代医者的座右铭。在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张孝骞教授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惊人的判断力，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临床医学的无形“巨著”。作为后人，我们难以企及这部“巨著”的全部精髓，如今也无法让他亲自介绍其中的内涵。我们只好走近与张老共事过的两位协和老人，走近张老留下的篇篇文字，来感受这部无形“巨著”的点滴精华。虽然仅是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相信谁能掌握其要领，谁就能在临床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一）严细过人，德高艺馨
我们第一个询访的是著名内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方圻教授，他是继张孝骞教授之后，另一位公认的临床医学家。方圻教授曾在张孝骞院士身边做过多年的临床工作。当我们问到他对张老的印象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孝骞老师看病人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在回忆到他与老主任一起工作的情景时，方老不禁一连用几个“非常”来感叹其师的严细过人，对一些事例更是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孝骞老师一生从未离开过病人，直至85岁高龄，还坚持1周2次门诊、4次查房的惯例。十年动乱期间，他曾因被取消看病人的资格而痛哭流涕，当被恢复出诊时又喜若孩童。在孝骞老师眼中，病人的一切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在追随他的40年临床工作中，从来没有见过他对诊视病人表示过厌烦，巡诊时即使遇到并不十分复杂的病例，也从未见他松懈或漫不经心。他是那样执著于临床工作，简直把诊视病人当成了生命的惟一需要。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许多医生不愿意参加门诊工作，把门诊看成一种负担，而不知在门诊工作中，常可以见到你所没有见到过的病人，遇见你所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引发你的思考。即使一天下来，你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总可以加深自己的阅历，因为在临床上即使你终生的实践，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病人，正如同人群中没有两张绝对相同的面孔一样。
“人所共知，张孝骞老师的诊断准确率总是比别人要高出一筹，多么疑难的病人有时虽经几次会诊都无法确诊，但只要经过他的会诊，许多疑团便可以迎刃而解。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诀窍呢？孝骞老师诊查病人时病史问得相当细致。他接待一个病人要花去不少时间查询病史，点滴不漏，有时甚至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的情况。记得有一位女病人，每次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几家医院求诊，因麝香草酚浊度试验增高而被诊断为肝炎。来到协和医院，孝骞老师怀疑不是肝炎。在询问病史的交谈过程中得知这位病人30年前临产大出血曾在协和医院抢救，他把这段病史与病人目前的症状联系起来分析，考虑为希恩（席汉）综合征；30年前的临产大出血，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功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激素分泌不足和应激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麝香草酚浊度试验异常，正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激素测定结果出来后，果然证实了孝骞老师的推断。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孝骞老师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专有，才能够如此系统的分析，把30年前的情况与眼前所见到的疾病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可以说，对每个临床医生都值得效仿。
“孝骞老师的另一细是查体细致入微。他无论出门诊还是参加会诊和查房，从来不依靠下级医师查体，而检查之细，是其他医生极少能达到的境界，经常发现旁人发现不了的体征，从而使疑难病症的诊断如拨云见日。一位青年男子因阵发性晕厥和高血压发作，诊断一直不明。孝骞老师会诊时，详细地为病人进行查体，在外耳道内发现一个不大的结节，他便从这个旁人不易察觉的结节着手分析，考虑为某种具有分泌功能的肿瘤，结果手术果然证实了他的推断，这是l例少见的异位化学感受器瘤。现代医学分科细致，一般内科医生查体，谁会考虑到查外耳道呢？大多数根本不检查外耳道，常常是病人提出耳部有症状时，方找耳科会诊。即便是在体检中发现了这个小结节，谁又会与晕厥和高血压联系起来分析呢？这足以说明他善于将查体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严密推理，思维之开阔，知识经验之丰富，对病因联想分析之广泛是常人所难以比拟的。
“孝骞老师对工作的细，还体现在记录得细、追查得细。他随身总是携带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每一例经他会诊的病人的详细资料，包括病人的姓名、病历号、主要诊断和特殊表现。下次再到该病房会诊时，他一定要再查询已看过病人的情况，直到病人出院为止。凡他认为病情特殊的病人，还要求经治医师将出院随诊的情况告诉他。在查房时遇到一些特殊或疑难病例，他常常会指出以前有过类似的病人，大约是哪一年，在哪一个病房，是哪位医师管过，有时连主管医师本人都已忘记了，孝骞老师却记得很清楚，常在几天后把病人的姓名、病历号找出交给主管医师参考借鉴。对查房中发现的疑点，他总要去图书馆寻找证据，然后写纸条告诉主管医师在哪本期刊哪一期哪一页有类似病例报道。时间长了，他的记事本堆成了小山，那里面蕴藏着孝骞老师对病人无限的关心和热爱，积累着他宝贵的临床经验。
“孝骞老师在临床工作中的惊人判断力，是奠定在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上的。他的专长是消化内科，但他学识的广博远远大于他的专科领域。多年来，他始终参加消化、呼吸、血液、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专科组的会诊，诊断中的思维推理异常开阔，以致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病人的诊断治疗问题。孝骞教授的一生为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他执著地追求学问的思想境界，忘我地关心病人的品格，对晚辈诲人不倦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二）精勤不倦，千秋风范
我们询访的第二位老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曾出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林钧才老人，对张孝骞教授的医德和为人有着深切的感受——
人们经常强调当医生最重要的是敬业，而敬业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痴迷”。这“痴迷”二字，在张孝骞教授身上，体现的最真实、最完美。张教授一生的快乐，都维系在病人身上。无论风霜雨雪，都无法阻挡他出诊和查房。当急诊室有病人需抢救时，他总是放下碗筷立即赶到。即使到了晚年，都没有改变他的这种习惯。当司机接他上班晚到一分钟，他就自己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赶往医院。为了能比步行更快一点到达医院，年逾古稀的他开始学骑自行车。当年交通管理部门对王府井的交通实行管制，没有通行证的车辆白天不准通行，给协和医院的车辆出入带来不便，张教授心中不快，叫他的秘书去交通大队办证并嘱咐说：“我们这里是医院，出车是为了病人。医生早一分钟到，病人可能生；晚一分钟到，病人可能死；生死攸关啊，能够掉以轻心吗？”话虽生硬，办证人员或许从这一番激动的言语中看到一颗慈爱的心，很快就把通行证给办好了。
张教授对病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从不以地位高低、衣着华朴、关系亲疏来决定医疗态度，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诊治。在医患关系上，从不把病人放在绝对被动的位置。他说：“病人和医生，是战友，是同志，是朋友，要善于向病人学习。”他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总是把自己当作病人的小学生，总是用“戒、慎、恐、惧”4个字要求自己。他常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他诊断每一个病例，总要进行周密的观察，精细的检查，生怕不周全，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诊疗，避免误诊和差错。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也如此要求他的学生。所以在协和医院造就了一大批有突出成就的医学家。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从他这些实践精神中受益匪浅。
张教授不仅是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医学教育家。他十分重视医生的基本功训练和培养。他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临床医师首先要抓好基本功，要经过严格的“三基，三严”训练，把临床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搞扎实，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培养追求新知识的兴趣，为未来的发展准备宽广的基础。他提出的“三基，三严”如今已成为协和医院的传家宝。培养青年医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协和医院人才济济的重要经验之一。
他不赞成向实习生和住院医生灌输高深理论和过于专一的知识，这样会影响他们掌握整体思想和基础知识，容易养成好高骛远、华而不实的习惯；也不赞成青年医生过早的专科化，认为专科必须建立在较全面的医学基础上，“渊”与“博”是分不开的，过早分科不利于专业的发展和成为有较高造诣的医师。一些进修医生提出多听教授讲课少看病人，张教授则要求他们多去病房看病人。他恳切地说：“教授至多给你介绍一般规律，而各类病人向你诉说的是自己病情的独特感受。临床医学最重要的就是实践，病人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他看到年轻医师中一些忽视临床的现象，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有些年轻人，对自己遇到的病情还没搞清楚，下班后不是去看看书，翻翻资料，或找人请教请教，而是只顾埋头学外语，奔学位，奔出国。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会念书，却不会看病；有学位，却缺乏看病的本领，面对疑难病症不知所措。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优秀医生！”
如今，很少有人再重视大病历的书写，可张教授对病历的书写要求十分严谨。他经常对他的学生说：“写大病历的阶段至关重要，通过写大病历形成一种终身不改的习惯，即在诊务繁忙之中也能如条件反射般的运用，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不遗漏任何要点。给病人体检这个过程是短暂的，稍纵即逝，一旦落课，就无法再补，切勿等闲视之。”“一位青年临床医师的水平大致可以从他采集病史的质量中衡量出来。怎样采集病史，观察病人，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检查，这是临床医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地诊断疾病并非一件易事，需要搜集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和疾病不同阶段的一切表现，并正确分析与综合这些临床材料。”张孝骞教授反复强调，病历书写内容要准确齐全，忠于事实，在重要的地方还要做分析，字迹不得潦草，禁止自造些别人看不懂的字词，不能写成流水账。他认为从一个人写的病历可以看出这个人做事是不是认真、仔细，科学性、条理性如何，甚至有没有整洁、严谨的习惯。他把书写病历看成是培养医生观察、分析、思维和表达能力的良好途径之一。
如今，许多医院已经运用电脑病历，这虽然可以节省医生的书写时问，避免了字迹潦草，但是病历书写仍然是医生成长的重要基本功之一。无论是对病史的记载、体征的描述、用词的准确性、严谨性都与手写病历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也没有可以省略的捷径。用电脑书写病历，应该比手写病历更加的严谨和认真。无论手段多么先进，对病历书写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改变的，书写好病历永远是医生成长、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张孝骞教授晚年总结出许多如何做一个好医生的格言和经验，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和教诲始终闪烁着他智慧的光芒，如今仍对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永远具有警示和启迪的作用，他的许多格言已成为无数临床专家的座右铭。这里我们不妨翻开他的著作，采撷其中几枝，奉献于读者。
（1）行医要则：一个临床医生，他的眼睛必须始终盯住病人，不能有任何松懈。一些同志发生医疗差错，原因往往就是放松了对病人的观察。现在有些临床医生只喜欢听课、看书，不愿意进病房、出门诊，舍不得花时间接触病人，这是很不好的。这不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临床医生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勤于实践、反复验证”8个字来概括。“勤于实践”就是深入病房、门诊观察病人；“反复验证”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加以综合，并和书本、文献上讲的结合起来思考运用。这8个字也就是“坐而言，立而行，，的意思。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对病人的感情和负责的问题。古人说行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我总是用“戒、慎、恐、惧” 4个字要求自己。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怎么能不用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呢？
（2）做好基本功训练：临床上有一套常规诊断方法（包括病历、体格检查和常规实验室检查）可以用来搜集初步资料。为了保证能如实反映病人所患疾病的整体，这些资料应该系统完整。这项基础医疗工作，好像平凡，却是医师的基本功，若是没有做好，就可能给病人造成误诊、漏诊和其他损失。基础医疗工作要求有关医师自己动手。临床医师必须投身到医疗第一线，深入临床实际，才能从丰富的感性材料中抽出理性认识，形成比较正确的诊断。如果不直接接触临床，脑子里就产生不了认识过程中的飞跃，也就抓不着疾病的本质。有些医师不大接触病人，不重视临床操作，满足于书面报告或片断材料，这样得出来的诊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靠不住的。
（3）要有纠正错误的勇气：不管多么高明的临床医生，在诊断治疗中，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差错。有的诊断尽管在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不一定都正确。因此，一个好的临床医生，必须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诊断中抓住一个病不放，主观臆断，思想僵化，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临床医生应该有兼收并蓄的胸怀，有随时纠正错误的勇气。
（4）如何采集病史：要熟练地掌握诊断技术，包括病史采取、物理诊断和常规实验检查，其中病史最为重要。如果采集得当，至少半数以上患者的病史可提供宝贵的诊断线索。较高质量的病史应是系统、完整、翔实而不过于繁琐。询问病史的态度是和蔼可亲，以解除病人的拘束，绝对不可颐指气使，急于求成。必须以高度的同情心去赢得病人的信任，才能获得其疾病的全部经过。
（5）避免程式化：不能过于把临床医学教条化、公式化。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实际接触的各种病人，都应该和教科书上讲的相吻合。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看过不少病人，可以说没有两个病人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不同，生活条件、生活环境不同，虽然得的病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其表现总是不同的，总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客观事物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反映。因此，在具体诊断治疗上，我们就不能用公式化的办法去对待，必须从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出发，不能把诊断看成是用书本上的公式、条条去套。疾病是那么复杂，怎么能够想象，仅仅背会了教科书，就能胜任看病呢？